靠猎头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遴选一所大学校长，这种事一开始就刺激了媒体的神经。世界上还没有哪一所大学像南方科技大学这样，在没有开办之前，就高调引发世人关注。
“猎头”一词源于英文“Headhunting”，是指专门为需求方搜寻、捕获具有专业技能或高层管理能力的高级人才。这家叫作罗盛的国际人才咨询公司，是美国的猎头公司。他们先是将目标定在二百人，又减至一百人。再锁定十人。
这个时候，水面已经无法平静。然而，对悠然于紫禁城宫墙内的朱清时来说，丝毫没有波动。即便他已成了猎头公司最为看重的人选。
第一章 朱清时高调出征——“去行政化”
那一段日子，他完全浸淫在故宫的古董世界。凝眸一件古董时，不觉间也将自己化作雕塑。他是故宫博物院聘任的古陶瓷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灰蓝色聘书封面，有着古陶瓷的积淀感。凭此证，他可以享受进出高墙深宫的自由。这种“特权”令收藏界艳羡。他一直在琢磨，如何将化学与物理光学的多种知识用于古陶瓷研究方面，找到一种科学鉴定真伪的方法。这是他最大的兴趣所在。而猎头公司就在这时，惊扰了他的安静。他们四处找他，将电话打到合肥，又追到北京，几次要求见面，他都拒绝。
深圳方面的领导托人给朱清时打电话，希望他不要拒绝猎头公司。凡是进入遴选名单的人，必须要有面谈的记录，这是程序。既然有人说情，那就见吧。
时间定在晚上八点。地点：红墙饭店。
“只有一个小时。” 他强调。
猎头公司总经理带两助手，天兵般准时降临。气度雍容华贵的总经理与他交谈，另外两个，旁侧记录。他们强调：受深圳市政府所托，专程赴京找他。交谈间，递给他一迭有关招聘的材料，A4打印纸，白纸黑字。首先就是“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职务描述”。在他翻动时，对方以职业的敏锐眼光，捕捉着他的表情。进入遴选的人，他们一定要逐个面谈的。他们注意到每一位交谈者在翻看这份材料时的表情大致相似。第一页，没什么实惠性内容，很快翻过。第二页“待遇”这一栏，都会看得很仔细，甚至他们能够捕捉到对方的面部细微变化，如眉稍的喜动，手指的微微抖颤等。然而，他们眼中的朱清时却静如深潭。
年薪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是，与一河之隔的香港大学校长的年薪相比，还不及对方的一半。“住房200平方米，”这是深圳的安居房，猎头公司专门说明，安居房是属于给产权的。
猎头公司将他们该说的都说了，诸如深圳市政府决心办一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像对岸的香港科技大学那样。朱清时对这样的大学显然颇感兴趣。他认为中国不缺一般性大学，缺得就是一所小规模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深圳能够拥有这个眼光，这份热情与魄力，实在难能可贵！这也是他十年前曾来深圳考查时，针对深圳的教育现状提出的个人建议。此后深圳创建大学城，其指导思想也源自于此。
朱清时说到这个话题，如同一下子从千年历史中复活。如塑的面容，瞬间盈荡着生动的璀璨。猎头公司的人瞬间成了他的忠实听众，甚至参与他的话题，一番热议。
朱清时见时间已到，热烈情绪如铁闸骤锁，复归塑态。
他们只好起身告辞：“希望在深圳见吧。”
朱清时却说：“我还要认真想一想。如果大家赞同了我的理念，我才会考虑最后下决心的。”
总经理为之一怔，似乎没听明白，又似乎听明白了。
在他们的眼中，朱清时显然不是个文弱书生，而是那种有肝胆之人。使命意识在他的胸中激荡万顷。而他的眼睛之光，有时如炬，有时似冰。正是这样的眼神，让人感受到他是一个激烈的矛盾体，不可思议地统一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静与动、理与诗、简与繁、慎言与放谈、出世与入世、穷极真理与淡泊明志等等，这所有的冰与炭的关系，在他身上均得到了奇妙组合?；蛐恚庹撬镊攘λ?？
送走客人，朱清时内心有了起伏。这是退休一年多来从未有过的。这位卓有成就的化学物理学家，有着骄人的资历，也有着超人的意志力。七十年代就曾是最年轻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最早到国外的访问学者；最年轻的院士等。他稳稳坐了十年中科大的校长宝座，与郭沫若有着相同的十年资历。然而，不相同的是，他被称作这所学校有史以来最有风骨的校长之一。他不媚俗，不趋炎附势，不作表面文章，务实而不来虚的。当许多高等学府诚惶诚恐地铺以大红地毯、一路鲜花地喜迎教育部评估“钦差大员”时，他却以“原生态”的真实，还学校与教育的真实面目。他说，他在中科大的十年校长期间最大的作为，就是“不作为”：顶住压力没有瞎折腾。没有扩招、没有贷款建新校一区，没有制造教育泡沫。
能够不失其风骨与个性，成就人生辉煌，实属不易。如果说人生如同一张需要折叠的纸，那么，他的每一次折叠都有清晰的棱角，不走型，不打皱，这不仅需要风骨，更需要智慧。然而，做了十年的官，也还是到了终点站。
夜色中的皇城，有几份沉静的神秘，更有热烈奔放的车水马龙。在这样的静与动的大空间散步，体会到的是一种大性情。故宫红墙筑出了巨大的沉静，长安大街则涌动着长河般的气脉，古今对接，动静殊异。这真是一处炼就大气，铸造大志的空间。在这样的地方，任何个人的喜怒哀乐都不过是微尘沫粒。
莫非，他还会重操旧业，应招去当一个创业的建校校长，实现内心那尘封世锁的抱负？
很快，他接到通知，要求他去深圳面见遴选委员会，进行当面竞聘演说。这般好消息却遭到了他的拒绝。
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让他不得不走出故宫大墙，不得不告别自己已经完全适应的优雅与平静的生活，容光焕发地来到深圳了。
三十年前到深圳来的人，就是这种揣着梦想的人。总觉得他的情况跟当年的梁湘颇有些相似：也是这份年纪，也是开始时不大想来深圳，但最终被理想和希望召唤，被诸种因素推着一路走来——
朱清时能够最终成行深圳，这与遴选委员会主任有着决定性的关系。她一听说朱清时拒绝前来深圳面见遴选委员会，便马上动身到合肥拜访他。
在合肥两人相见时，主任表现出的热情与真诚，率先打动了这位大知识分子。尽管两人第一次见面，但作为组织部长身份的遴选委员会主任，积多年组织部门工作经验，已经谙熟如何跟朱清时这样的人物打交道。她是抱定前来说服他，前去深圳与遴选委员会见面的。遴选委员会是由深圳方面的相关官员、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国内大学校长，还有一些资深的老院士们组成。这些人代表着各方面的权威。初次相见，朱清时给她的感觉一定不错：风度气质，温润如玉，举止谈吐，温文尔雅，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推举他。
遴选主任笑容可掬，她相信真诚感动天地。言谈间，她非常尊重面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她坦陈此番前来就是要说服他的。因为深圳人希望他不要缺席遴选委员会的选举。
然而，朱清时沉吟片刻，道出了他没有想到的理由：“深圳筹建这个大学，我很佩服。但是我不能去。因为我当了十年中科大的校长，已经成了中科大的象征。退休下来，去竞选深圳的一个大学的校长？这不大合适。尽管我知道这个学校很特殊。但中科大有那么多的校友，他们都在看着我，要是听说我前去竞选应聘，心里会怎么想？他们很难接受的。所以，我不能去。”
语气虽平和，却很执拗。主任不希望就此谈僵。于是，便打了圆场，心想晚上吃饭时再说。
当晚彼此一落座，主任就将市长的亲笔信，递交予他。市长亲笔撰信，求贤若渴，够给面子！但是，他看完信后，还是坚持着自己的说法：“不是我不想去，实在是不能这样去的。中科大那么多校友，他们有这么崇高的母校，我在他们心目中又是母校象征的老校长，我如果是以应聘的方式去深圳，他们心中的偶像会因此而打碎的！”
主任的随行人员马上说：我们保密！
他笑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委员，还有媒体，怎么保得了密呵！”
主任没有想到朱清时会如此一意孤行，一时还真就找不到能说服他的理由。谈话陷入僵局。
朱清时进一步说服对方：“我看这样吧，如果遴选完了，还有我，我会考虑去的，那样的话，我对校友就有交待了，是深圳方面邀请我，而不是我去争的！”
主任听明白了，若有所思地点头。这时的她已意识到，这个“见面遴选”看来是不妥当的。但她一个人也不好推翻原决定。临分手时，她将朱清时送上车，她说一定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果然，主任回去后，迅速改变了这种见面方式。而其他四位候选人已经准备好发言稿，正在做动身前往的准备。那四名候选人都是国内外知名大学的校长或院士，都比朱清时年轻。
本来遴选方案当初制订时，年龄限定在60岁以内，只因朱清时，破例将年龄标准放宽了三岁。他当时已经六十有三了。这也是打动朱清时的理由。
最后遴选委员会全票同意朱清时。遴选委员们认为如果他朱清时不来，这次遴选就等于作废。因为其他人的得票远远没超过半数。
朱清时带着想法与条件前来深圳的。他提了四个条件：一、校长兼书记；二、学校实行去行政化，由学术主导；三、教授工资向香港科技大学同等教授看齐。四、政府给学校最大可能的办学自主权。
竺可桢在上任浙江大学校长之前，也提出了三项条件，他是通过陈布雷告诉蒋介石的，这三项条件其中就有类似“去行政化”，不过，竺可桢表达得更直接：“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熊庆来在接受云南大学校长之前，当面跟云南省政府主席云龙提了“约法三章”：增加办学经费，提高教授薪俸，在教学、人事、行政方面不干涉学校的自主权；不得批条子进人。云龙主席欣然接受。
朱清时在提出四个条件时，并没有把握会被深圳方面接受。在场的领导听完他的四个条件，当即开会研究。很快开完会，表态同意。这么痛快地接受，让朱清时颇感意外。
朱清时的四个条件，是他从十年的校长经历中得出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他能否当好这个众望所归的新任校长的关键之所在。深圳要建南科大，就是要建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而如何在中国建成一流大学，这是他自打上任中科大校长时，始终思考探索的问题。
１９９１年他当选院士时才45岁。那时候，他只知埋头科研，心不旁骛。三年后，他从国外回归母校，仍然一门心思搞科研，做项目。愈两载，领导让他当副校长，他略一思忖：顺其自然吧。他觉得副校长在国外也是可以带研究生的。而他已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也不会因此影响他的学术生涯。那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从此走上当官的道路。那时的知识分子不崇尚当官，认为当官搞行政，会耽误做学问。而只有在学术上穷途末路，没有任何造就的人，才会去选择走行政做官的路。
等到１９９８年他当上校长时，就有人当面劝他别去当官，好好搞研究做学问才是正路。认为他那么好的学问放着不做而去当官，怪可惜的。但他那时候已经意识到，他所面对的不再是一个试验室的试验与课题了，他要做的是一个更大的试验室。
自１９７９年跨出国门，差不多十年间，他一直在接受西方的教育。他先后在加州大学、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剑桥等著名大学学习和工作过，他当时以为要办成一流大学，首先要从教材抓起。要有人家一流大学那样的教材。于是，他带着学校相关人员，去国外那些一流大学专门调研教材。看到好的就买回来，最多的时候，竟成麻袋往回扛，运回中科大，赶紧组织专人研究，从中进行修改编撰，为我所用。教材改革做了一两年后，突然发觉做不下去了。改编的新教材固然很好，但是，推广不了。教授们没有积极性。他们的积极性不往教学上放，而是用在搞课题写论文上了。他们不愿意接受新教科书。因为，那要花好多气力，等于重学一遍，才能掌握，所以，他们宁愿讲旧教材，不用备课，省力省时。
朱校长由此看到了问题症结所在：不是教材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教师的问题不解决，教材再好，也是白搭。没有高水平的热爱教育的一流教师，要想搞成一流大学，天方夜谭。
他的认知进入了第二阶段。他下决心从海外引进人才，像改良土壤一样。他从海外引进一拨又一拨人才。这些人在国外按人家的体制做得很适应，刚回来时，对国内体制不适应，但他们马上入乡随俗，一切按国内的体制去适应。惊人的适应力，使他们迅速变得急功近利：热衷发表论文，追求成果奖，项目越多越好，自己做不过来还要雇学生给干活。他们草率着，浮躁着，追名逐利。一年要写好几十篇论文，论文是硬头货，发得越多，就越受重视，越有升迁发财的机会。哪一篇能精雕细刻？他们什么时间能去潜心做研究和教学？他们的精力还要用到公关上。为什么海归一回来就变了呢？就像中国足球，少年时去巴西接受培训，当年与巴西同龄孩子比赛时，并不逊色。然而，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随着他们回到国内的足球环境，他们马上就变了，变得跟从未去过巴西似的！这就是体制的弊端！
尤其这些海归很聪明，他们知道了中国大学的权力，是掌握在当官人手里的，谁有权谁就说了算。学问做得再好也没用，也没有说话权。于是，海归的教授们想当官了。即使热爱学术，颇有能力的教授，也都在削尖脑袋去争官，就连一个后勤处长，都被教授们争抢得一塌糊涂！抢上的人洋洋得意，似乎高人一等；没争上的人，像矮人一头。令朱清时悲哀的是，中国人在民国年间都极度崇尚的学术精神，自由学风，竟然踪影皆无！
这还是大学吗？哪还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搞学术的人怎么都变成了人格扭曲的小官员？世道完全变了。行政权力跟学术毫不相干，跟学术卓越更不是一码事！中国大学搞不上去，真正的原因，就在他们把大学当成行政分支机构来管理了！而大学已经不像学院倒像衙门。一个更深层次的机制和体制在起作用。学校领导都是上面派的，都有行政级别！行政级别比什么都被看重。谁的级别高，谁的官大谁就说了算。这就是真正的症结所在。当他切肤意识到根本问题时，他的校长已经当到头了。他只有遗憾感言：“壮志未酬身先退。”
眼不见，心不烦。躲进故宫享受清静。然而，红墙再高，故宫再深，也不能将他与中国的教育绝缘。何况，他的热血并没冷却。
“中国的教改，机会来了！”一位老校长欣喜地对朱清时说，“难得呵，只有深圳有这个机会。如果失去这个机会，中国不知又要等多少年呵！”
有志之士相劝，有识之士推波助澜，尤其他深思熟虑的四个关键条件，居然得到慨然允诺，爽如春风?；嵴抛懦岚蜃蚕蚰?，躲都躲不了。既然深圳条件已经成熟，那就去干吧！
２００９年的教师节，是他正式接过聘书的时刻。政府组织者面对众多媒体的期盼等待，仅挑选了深圳电视台和《深圳特区报》。这两家是当地管理得最好，最听话，最让他们放心的媒体。
这是一个将要载入历史的时刻。朱清时西服革履，沉静深邃。举手投足间，一位资深的大学校长的内外气度光鲜在人们面前。深圳，这座玻璃幕墙面与光洁的大理石地面同样闪亮的城市，那一天的那一时刻，又增添了一个闪光点，一张金色的城市名片：南科大。这所将被催生速成的超级大学，已经万事俱备！
首先激动的是现场记者，举麦克的手微颤：“朱校长，你认为南方科大应该怎么办？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朱清时声如撞钟：“南方科大将会是一所去行政化的大学。学校不设行政级别，我也没有行政级别。我们不按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而是按谁的学术好，谁的学问大，谁掌握真理，就谁说了算！”
一语既出，驷马难追。去行政化？！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而是谁学问大谁说了算。谁掌握真理谁说了算。朱清时居然这样放言？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们，倒是常把这样的话挂在嘴边，然而，到了1956年以后，这话就彻底消失了。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受到了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话的严酷教育。一句话就关乎生死，关乎一辈子的命运?；龃涌诔?，噤若寒蝉。一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建筑师在南科大研究校园筹建，听到朱清时阐述办学方针，强调去行政化时，他惊呼：你这纯粹是右派言论呵。你是校长，那党委书记呢？朱清时回答“我就是”。老建筑师自语：“喔，这还行。”
面对媒体说出这样铿锵作响的话，简直是翻江倒海，所引发的巨大震荡，是他本人无法预料的，也是深圳的官员们难以预料的。
朱清时二十多年的院士殊荣、十年的名校校长生涯，其影响力不及这一句话。2010年《新闻周刊》将他列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与姜文等人的照片一同刊于杂志封面。姜文因为“让子弹飞”，而朱清时因为让“去行政化”这句话飞！这句话比姜文的子弹更猛烈，更呼啸，更具杀伤力！既杀伤别人，也杀伤了自己。
第二章 朱清时再度烧热媒体
深圳这个城市是伴着奇迹发展起来的。用泛文化的观点说，这个城市似乎与生俱来就有“奇迹文化”。三十年前在罗湖小渔村某一节点上，深圳从全国请来几位著名建筑与规划专家，专门研究深圳城市未来的发展格局。专家们铆大劲认为，建一个四十万人居住的城市，就差不多了，但是，反复论证，反复解放思想，最终再翻一倍，定位在八十万人的城市规模上。事实上，深圳常驻人口早已超过千万。那个八十万人的皱巴巴的包袱皮，早就被撑得四零八碎。显见规划者过于保守。从此，在这座城市的主政思维中，植入了“奇迹文化”。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深圳屏幕上闪现最多的是登上珠峰的那个企业家的广告词“我能”。
全国第一、亚洲一流、世界第一，让这个城市不仅拥有奇迹文化，更有着对奇迹文化的铺天盖地的膨胀与宣传能力。同时，速成文化与实用哲学，也为这个城市铺下了最活跃的土壤。
还是三年前，为了写作一部关于深圳城市钢琴与建筑的书，我认真研究过这个城市的建筑。在东部华侨城蓊郁的山坡上，有一小片别墅。这是深圳最昂贵的一处房地产：亿万别墅。每一栋都价值亿万。白云在楼顶悠然飘浮，燕雀掠过屋脊都呈现出鹰隼的高傲。它占尽地势之优，君临万物；也占尽风水之优，依山观海。山下好大一片海域，一座跨海大桥在薄雾中清秀地延伸。如此昂贵的别墅，有人买吗？去哪里买菜？从山顶下来，要走多远的路呵，不是那种宜于生活的居处。随行者告诉我这是为富翁打造的。在他们眼里永远不会坐井观天，而是坐窗望世界。从家中往外一瞥，不经意间，将深港两地气脉尽收眼底。凝眸时分，便会感受到世界风云，时代潮汐。这是最具国际思维的地处。这排高山别墅，让深圳的建筑有了昂贵的提升。如果说这也是提升城市品质的话，那么我只能将其视作某种象征。
我把南科大说得形象一点，无非就是高山上面建豪华别墅。２００７年的一次会议上，深圳提出创办一所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这是他们要变成国际化大都市的需要，也是提升城市品位和国际知名度的需要。富起来的深圳，知道他们最缺什么。他们最需要打造的是这种精神文化的“豪华别墅”。
他们敢想敢干，选址在塘朗村口那片村落盖校舍，仅动迁费就花掉了６４个亿。而对于新校舍的再投资，又是２４个亿。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度哪一所大学会有这样的豪华手笔。
然而，深圳在不懂或不了解中国教育法规的前提下，开始忙活的“豪华别墅”，竟然是一栋“违章建筑”。人家教育部不让你盖。在全球遴选出的高人朱清时走马上任时，也不知道这是“违章建筑”。尽管他当了十年的中科大校长，居然也不知道教育部那么多清规戒律。他曾苦言：“我们遇到很多困难，问题，是闻所未闻的。南科大不是我定位的，而是深圳定好的位置，我只是去执行而已。我去时才感觉到，这与教育法规迎头相撞呵！此前我是不知道的。而深圳定这个调子时，也是不知道，不懂教育法规的！”
如此说来，南科大走的就是一条被堵死的路。想一步到位，建一所香港科技大学那样的研究型大学，这本身就与教育部制订的法规大相径庭。
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教育部不允许，不给你名份，那么，南科大的路能走通走顺吗？
这期间，刘玉浦作为当时的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率队来南科大现场调研。他高调出场，是为了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有关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的批示精神。时为代市长的王荣在12月8日，主持召开了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就在那次会议上提出“2010年春节前向教育部部长汇报一次”的决定。于是，便有了朱清时校长和一位副市长率队进京向教育部汇报南科大筹建工作的举措。
这是令朱清时铭记于心的一次进京汇报。
部长不摆架子，亲切和善。那天讲了三次话。在座的都是教育部各司的重要大员。深圳这边汇报之前，部长就先讲了一次，等听完汇报，他又讲了一次，快结束的时候，他第三次讲话。
“今天不是工作会，是沟通会。南方科技大学筹办工作下一步怎么走，我想这个事肯定是要做的。你想教育部如果说不批，叫朱校长马上不要干了，舆论就会说朱校长想改革，教育部不想改革；说教育部不支持地方发展高等教育，不支持改革；反过来说教育部坚持了党的教育方针，朱校长不遵守教育部的规定。这样对两边都不好。我们要争取双赢。
“我们教育部确实不愿意伤害广东，不愿意伤害深圳，更不愿意伤害朱校长。我们和朱校长有这么多年的交往，与深圳有多年的合作，因此能放的就放。没有特殊就没有一般，都是一般的话哪里还能干成事情？没有特殊的政策深圳能建设起来吗？”
部长第二次讲话，是针对南科大作出的指示。其中，对于朱清时办南科大最关键性的问题，一一表态。定位：办成一个一流大学，是一个加州理工学院、香港科技大学为榜样的一流大学。定职责目标，更是支持了南科大，让朱清时倍受鼓舞：“南科大承担的使命，是为深圳、为广东、为中国乃至人类做点事情。”
“南方科大是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做试验，要戴上这顶帽子：南方科技大学是‘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校’。是教育部的综合改革，南方科技大学筹办工作要在教育部协调下进行，突破传统做法。试验什么？就是有特色，高水平。”
“办好南科大不是朱清时校长自己的事情，这是探索中国特色人才培养制度的探索和尝试。要看到这个学校不是给深圳办的，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对高教改革，对中国做的贡献，为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而办的。”
“从教育部来说，我们把南方科大看成是深圳的试验区，从深圳来说，要把南方科大看成是教育部的试验区。”
这些话铿锵作响，掷地有声！部长接下来对南科大办学的具体工作有如下三点指示：
其一，自主招生可以讨论，也可以划定在一些中学或部分省市指定的范围先试验。其二，学校自己颁发文凭的事情，我个人觉得文凭各个学校自己应该负责。中央要做的是控制规模，过程监督，符合程序。第三、力求成功。在办南方科大这件事上，我们输不起。不是朱校长个人输不起，深圳、广东、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都输不起。
部长的结束语更加精彩：“人生为一大事来（引陶行知语），建设南方科大就是这样一件大事，把这件事情干好，我认为很值得。”
一直在为南科大苦苦突围的朱清时，在进京汇报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部长会有这样鼓舞人心的讲话。像一眼清泉悬垂飘下，每一滴都令人爽心透骨，清澈鲜明。刹那间，他感觉轻松了，那块压在心头的巨石被挪开了。多次怵头于教育部的高高在上，无数次面对这扇厚重的朱漆大门，他将整个火热的胸膛和面孔贴上去，只有加倍感受着门庭的冷漠。想不到教育部长的更换，为朱清时的南科大带来一片蓝天。时来运转了呵。
朱清时的南科大似乎一下子成了大户人家的贵子，呱呱坠地，便得到了省市领导和部长的光照！有了这样的支持，以后的事情，顺风顺水了呵。
然而，世事难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一场空欢喜。他想不明白，为何“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这样的“出格”举措，部长同意，省委书记也有批示，却何以教育部迟迟不下发文件？本来没有问题的事情，却为何让他们陷入困境？有多大的希望就有多大的失望。部长激动人心的讲话是在2009年12月，而教育部正式下文批准南科大筹建是在2010年12月24日。整整耗时一年！要是从２００７年深圳提出创办南科大算起，那就是三年半的时间。这让他沮丧地意识到：教育部长的态度，不等于教育部的态度，部长同意了，不等于教育部同意！这就是中国事情的复杂性。在这种复杂性面前，一路顺风走向成功的朱清时，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了。
接下来的难题是：教育部虽然同意了你南科大筹建，但筹建期间不允许招生。要等五年转为正式大学后，才允许招生，而且，还只能招大专生。因为转正后的南科大，只能是一所普通高校。再由普通大学申报硕士点、博士点什么的，这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有资格招研究生和博士生。照这种效率办下去，别说一步到位建成“豪华别墅”，就是十步二十步也到不了位的。他仍然面对的是一盘死棋。
朱清时始终在想方设法盘活这盘棋。不让招生，并不是铁板一块，他听说可以联合招生，劲头儿又来了，赶紧跑去和中科大商谈，结果呢？到了最后关头，教育部又告诉他们，联合招生只能算中科大的学籍，不能是南科大的。这等于让他们南科大变成中科大的培训点。
就是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朱校长选择了突围方式：“自主招生，自授文凭”。
中国教育最大的症结就是大学的自主权不足，大学两个最核心的自主权，招生自主权和授学位自主权都紧紧撰在教育部手里。为了得到这两个自主权，所有大学或地方政府官员，都不得不去朝拜教育部，不断地申请硕士、博士的授权。朱校长认为：教育部1986年颁布实施至今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对我们构成很多限制，剥夺了大学本应有的“招生”和“授学位”的核心自主权。这是导致中国大学缺乏内在发展活力、高校“千校一面”的桎梏所在。
如果不去行政化，不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怎么能够突围这“暂行条例”？一个暂行，就暂行了几十年，而且要继续暂行下去。这样的法规早已形成瓶颈，让筹建中的南科大感到窒息。
朱清时很会造势，为了推行他的改革试验进入 “自主招生，自授文凭” 的实质性阶段，深陷困境的他必须主动亲近媒体，让媒体替南科大鸣锣开道。他只有通过媒体,才能传播他的办学理念。他要让更多人知道南科大肩负的改革使命有多么重要。得不到教育部的支持，他就要积极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唤起工农千百万。
“200个座位的报告厅已挤满了300多人，走道，甚至讲台上也坐满了人。
大部分家长和学生都是深圳的，还有不少从江西、湖南、新疆远道而来。人越来越多，学校只好紧急拿出对策，临时加开两场咨询会。
朱清时楼上楼下奔走，介绍办学计划和招生理念。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某教授、著名物理学家陈应天、著名数学家张景中轮流“赶场”，分别介绍南科大创新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物理和数学等课程的设置，并回答提问。场面火爆，显示人们非常关注南科大以及整个中国高教改革。”
记者的文字只有讲述而无描绘和抒情。那确实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刻。阶梯式教室已经寂寞很久了，突然而至的人潮，喧哗鼎沸出暴棚之势，令红色的椅背在密实的人墙缝隙间，如炬燃烧。挂在正面墙上的大幅标语：“你和我们一起度过四年时光，成为你终身的骄傲”，红底白字，如虹天际。这是相当煽情的标语，我相信现场的学子在若干年之后，也不会淡化对这条标语的印象。
朱校长那天最担心的就是人来得多少。要是没有多少人来，就糟了！他楼上楼下奔忙，足底生风。仿佛一旦节奏慢下来，就会让这些人潮流走似的。
南科大是一只急待扬帆的小船，还不知道风力，更不知潮汐。而那么多的家长和学生所燃烧的希望，化作一股巨大的民间载舟热量，将等待启程的小船一下子推出了港湾。记得现场一位深圳试验中学的男生提问朱校长：“我担心毕业后出国，回来后拿着南科大的毕业文凭去用人单位应聘，人家会不会认可接受？”
朱校长这样回答：“我们没有教育部的大印盖进文凭做依靠，学生毕业社会是否认可，完全靠我们的教学质量，完全靠社会对我们学校的认可程度，这逼得我们背水一战！我们一定要把教学搞得最好，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受到最好的教育，让他们个个成才，让他们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这样呢，我们就办学成功啦！”
声情并茂，吐字如钉，顿时激起全场的火爆，掌声令四壁盈颤。那一瞬间，他在人们的心目中耸起高大形象，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精神符号。
一位南科大的工作人员说，一张白纸的南科大所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朱校长，那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就这样，他成功地将“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重大意义灌输给众多人，让他们懂得一个学生将来是否有作为，并不是靠教育部的钢印作为保险箱，而是要靠真本事吃饭。就像改革初期的那些无效益混日子的国营企业，虽然牌子很大，是铁饭碗，但是你吃不饱，还不如打碎铁饭碗，创造自己的品牌，收获真正的财富。国营企业铁饭碗的打碎，有一个复杂的长时间的阵痛过程，而自主招生、自授文凭，也必然伴有着这样的过程。而后者将遭受到的阻力，显然会比前者更大，更难逾越。但惟其如此，才能练就你的真本事。这就逼着我们必须把教学搞好，真教育，才能出真本事。中国不缺混文凭的学校，缺得就是有真教育，令人心悦诚服的学校。南科大，就是要成为这种独领风骚的学校。这就是说，南科大将甩开体制的束缚，“背水一战”！这个大胆的试验，似悲情出征，有着激动人心的力量。
朱校长的目标不仅是要招本科生，还要招研究生。国外一流教育家如果到深圳来，必须要有试验室，也必须要有研究生跟随。所以，朱清时要想真正建起“豪华别墅”，就必须甩开教育部的所谓法规制肘，自立门户，开闯属于自己的路子。但是，高等教育体制能容忍他吗？
所谓高等教育体制说穿了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些原本不合理的东西，竟让他们以法规法律的形式让其合法化并对你进行制约。中国所有官办高校，与教育部的关系，说白了，就相当于儿子和老子的关系。南方科大这个最小的儿子，一开始就雄心勃勃办一流大学，还要一步到位，表现得灼灼逼人，便与这个共同体格格不入了。南科大遂成了一个真正的另类！
朱校长的演讲才能是年轻时激发出来的。毕业那年，正是文革期间，中科大的工宣队逐个找他们这届毕业生谈话，征求对毕业去向的意见。在天津和青海这两个地方选择时，显然毕业生们都愿意去天津，但是，青海没人去也不行。两名工宣队员找朱清时谈话，给他摊牌，问他想去哪里。他几乎连想都没想，就说天津也行青海也行。工宣队员一听，掩饰不住脸上的喜悦。他刚出门，就碰到外面的同学，打听他要去哪里。他把自己的回答一说，那个同学就开始跺脚为他惋惜。说你真犯傻，青海和天津怎么能相比？青海那么远，那么荒凉，谁都不去，就你愿意去。经同学这样一讲，他心下里“格登”一下：完了。既然话已经说出去了，就收不回来了。一个不经意的表态，决定了人生走向。想后悔也没有余地了。
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全班同学只有他去的地方最偏远?；鸪蹬芰撕眉柑?，好像晃荡到了世界的尽头。城市不像城市，山也不像山，伴着蜀国仙山长大的年轻人，哪里见过这样如同被扒光衣服的赤祼山脉。一种边塞诗的悲怆意境，油然而生。
他被分到青海西宁的山川机床铸造厂接受“再教育”。他每天要钻进高炉内冒着生命危险敲换坏了的耐火砖。业余生活单调乏味，年轻人普遍悲观，喝酒打牌，即时兴乐，而他却我行我素，抓紧时间攻读外语。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因受前苏联影响，从小学的是俄语，但他却在这里自学英语。厂长很爱才，见他这么用功读书，很看重他，让他到供销科，负责厂里的原材料和设备维修用零配件的采购、库存和使用计划，同时兼作采购员。厂长以为发现了人才，重用了人才，但朱清时并不安心在工厂里做采购员。
就在这时，他等来了机会。由于胡耀邦来这里考察，确定了一个国家重要科研项目。试验室主任发现他会英语，让他翻译一个材料。他很快译好让主任十分满意，于是，主任就颇费一番周折，将他调到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成为激光分离同位素课题研究项目小组负责人。年纪轻轻的他，做事认真，他给室主任准备参加全国重要学术会议的讲话。室主任行前不知怎么突然决定带上他一同前往。等到了会场，室主任见到一片资深的闪光的额头，像看到了一片深不可测的海洋，突然之间，他就怯场了。他动员朱清时上阵。
朱清时当时只是一个细瘦的实习员，他将两脚分开稳健站立，也铺不开多大气势。而他的未脱尽稚嫩的清秀面孔，一闪现，便让会场那海洋般的深沉气氛，犹如飞扬起轻松的灵性浪花。
初生牛犊面对这样重要场合，无惧色，没推委，气定神闲，胸有成竹。是年轻气盛，抑或造化就等待这一时刻暴发？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上台的一瞬间，他的感觉饱满而来！他一下子就进入了最佳状态。就像一个演员头一次登台，伴随而来的是突然而至的亢奋。好像不需要排练，天生就是登台演出的材料。一个人是不是天生的材料，就看你登台被聚光灯照耀的刹那间。要么灿烂，要么黯然。朱清时抓住了人生重要机遇，将自己光鲜闪亮地展示开来，给这些平时根本无法见到的学术界权威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慷慨而慈祥地将掌声捧给他，也同时记住了他的名字。
他能够在日后一帆风顺当上院士，出国深造，与那次讲演不无关系。因此，他总结自己的人生时说，一定要抓住你讲话的每一次机会。每一次你都不能糊弄，都要倾力精心。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他在南科大招生咨询会上的讲演，准备不足，不那么精彩，不那么激动人心的话，会有日后的４５名“英才”紧随而来吗？因为学生的入校，大大推进了南科大的进程，也将他的试验提升到了一个新的万众关注的实质性阶段。
开学那天，万众瞩目?。矗得Ｔ按戳瞬拖袷骰姑挥谐て鸬牡胤?，突然飞进一群耀眼的燕雀。朱清时喜不自?。?ldquo;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
一年一度的北京“两会”召开了。两会是全国亿万人的关注点。最善于捕捉时机的朱清时，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两会是他最重要的“演出”机会。全国各地记者蜂拥北京两会现场，他们将朱清时视作重要采访对象殷殷期待。记者们会找各个界别的新闻联络官联系采访者，登记排号，也有的干脆直接到小组讨论的现场，堵截委员，直接采访！朱清时晚了一天到会。他一出现，大会的新闻联络官就告诉他，排队等候他的有多少记者。他是所有委员当中，被记者等候最多的采访对象。
他成了最为耀眼的委员明星！黑西装，蓝领带，微笑式的，儒雅温润式的。喜欢打手势，喜欢用比喻来说话，抑扬顿挫，不紧不慢，亦庄亦谐，张驰有度，俨然成了两会期间的一道靓丽风景。
记者们问的问题有些是重复性的，他不断地从头至尾阐释，比如，何为一步到位的研究型大学，为什么这与教育部的法规相冲突。于是，他就要不厌其烦地讲，如何一步就要达到允许招研究生的那种研究型大学。而教育部规定的办学，只能是从筹建开始，五年变成正式，只允许你招大专学生，再要好几年，才能允许招本科学生┅┅朱清时讲了半天，发觉记者还是听不明白，他索性说：“打个比方说吧，你要盖个豪华别墅，你就不应该先盖成个猪圈！”
嚯！这句极其通俗易懂的话，一下子让所有记者都听明白了！记者们眼前一眼，发现了新闻点。于是乎，一夜之间，朱清时的建豪华别墅与盖猪圈的话，成了醒目标题，冠之诸多报端！当年，他在中科大校长的位置上也曾出语惊世，他将大学扩招，学生太多比喻成像“下饺子”一样。
这下子，他惹祸了。他可能不会想到他将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很快，深圳这边就给他电话：教育部那边质问了，你对记者讲的盖豪华别墅不能先盖猪圈。他们让你解释清楚，什么叫盖猪圈。盖猪圈是什么意思？
朱清时答：我那是在两会上讲的话。我是政协委员，难道我在两会上讲话的权力都要受到干涉吗？盖猪圈是什么意思，让他们好好看看记者的文章，就能看明白嘛！我只不过打个比方，没想到记者会对这句话这么感兴趣，会当作标题。
深圳这边就劝他，尽量少讲话，尽量少接受记者的采访，避免媒体炒作。你讲得够多了。南科大现在处在非常时期，学校刚刚开学，社会各种舆论铺天盖地，我们还是要维护教育部的，这样也便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强势校长，我行我素。但他心里明白，“猪圈说”又一次得罪了人。得罪就得罪吧，那也没有办法。该讲的，他还是要讲，他不能因此封住嘴。媒体因他而火热，他更因此媒体而走红。朱清时的言论，切中时弊。南科大的试验，牵动亿万人心。各种媒体连篇累牍。朱清时创造了中国教育的“南科大模式”。
随后，我们看到凤凰卫士的《一虎一席谈》节目，显然是在两会期间制作的。现场好几位嘉宾胸前佩戴两会出席证。节目题为《南科大学生前途光明吗》。胡一虎首先介绍的就是朱清时，他无疑是这个节目的主要嘉宾。他谈的观点是《中国教育改革经历就是一种财富》。
胡一虎开板就这样灼灼逼人：朱校长说，他的学生四年后，会成为世界顶尖级人才，这会不会是一张跳票的空头支票呢？镜头转到朱清时，他的表情由绷紧而转为温合，如春风吹开冷凝水面。他立刻回答：不是。这个“不是”由他嘴里吐出，不生硬，甚至还带有几份甜美圆润感。接下来他说：“因为，学生们参与了最重要的一段中国的教改，这段经历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财富。他们可以学到平常学不到的东西。正如一位家长说，她希望她的女儿（他发出“吕儿”的川音，颇有乐感。）跟南科大一起经受这些磨炼，这些风雨，她就会比别人多些社会经验。我们南科大会拼尽我们最好的财力，请全世界最好的一流教授，让他们受一流的教育，会和世界最好的大学合作。这样四年毕业，45个学生必将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观众席上给他以热烈掌声。
上海复旦大学一位教授、也是政协委员，他还没讲话时，表情就透出苛薄感。他说绝不会让自己女儿去南科大的。为什么？因为南科大是培养精英，培养天才，可惜她的女儿不是精英和天才。
往下的发言很快进入热段。场面不是热烈而是火爆。有人说，南科大的改革，对于中国没有推广意义，南科大的学生会不会成为一流人才，没有意义，中国不再需要一所培养世界一流人才的大学，清华北大就是，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有着自由的空间的大学，在中国起到引领作用，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但南科大不能起到这个作用。
交叉发言中，有人抢话：深圳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教育发展需要政治。南科大与教育部的矛盾，这是表面的！南科大办学是与教育部现有的一般制度相冲突。我提议建立教育特区！特殊的制度环境，特殊的教育环境，特殊的人才引进环境。
发言者说：我最担心朱校长不能得到他的授权！特别是深圳的经费问题。
南科大能走多远？这个话题比“南科大学生前途光明吗”更接近本质。因此争论起来更为激烈精彩！
很少有谈话类节目做得如此吸引人。场面热蒸，连珠妙语，个个睿智，人人利齿。真是高人满堂彩！
这是一次智慧的碰撞，激情的碰撞，文化的碰撞，思想与见解的碰撞，知识与理念的碰撞，迸出一片耀眼火花。从中，可见人们对南科大有着怎样的倾心关注。
这个节目很给人启发，也很令人深思：南科大究竟能走多远？试验班的学生前途如何？南科大很弱小，朱清时的决心与勇气让人们拥有了信心，但是，凭他一己之力能行吗？教育部的态度讳莫如深，深圳方面也不乏变数，拨款问题，人权问题，教学问题，管理问题，诸多问题云山雾罩，豪华别墅还是雾里看花，令人悬而未决。
然而，朱清时的媒体形象却如峰矗立。他征服了很多观众，粉丝如潮。他火啦！他也被“神化”了。他被媒体托举起来。善良的人们这时却不免替他担心：这样的强势出镜，把教育部逼到了舞台边角，他们会坐壁上观吗？他们一直没有态度。而没有态度的时候，比有态度更加令人担心。
第三章 黄灯之后是什么灯
其实，朱清时的悲情一开始就注定了。明知走不通却偏要硬走，高调坚持他的试验，回答钱学森之问。虽然有对岸的香港科大现成模式，但香港科大的路，与南科大的路是完全不同的，他越来越意识到不仅不能照搬，连仿效的可能都微乎其微。体制的差异，人性的复杂，既让他困惑又让他清醒。
他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不厌其烦地打报告，以求批准。他的试验成功与否，最关键因素不是教育部，而是深圳这边。他认为教育部的所谓法规已经紧箍了教育的发展，肯定是要进行改革的，要突破瓶颈。而这种突破之关键，在于深圳的支持。只要深圳条件成熟（他刚来时认为深圳条件已经成熟），他就有信心有能力冲破中国高校改革的瓶颈。因此，他对深圳抱有更多更大的期冀，说成依附也不为过。
他与深圳的关系，说透了就是打工者与老板的关系。老板是出资方，当然说了算。他执行着老板的意图，操作老板的项目。他不是被动性操作，因为这个项目正是他一生的理想所在。经验让他非?？粗赜氤鲎史降墓叵怠４铀先吻耙蟮乃母鎏跫?，无非就是权和钱的问题。这是办学的关键之所在。不仅要有君子之言，还要将其立法，写入法规条文中。他认为深圳是特区，有立法权的。
从他走马上任起，就开始着手制订这样的法规草案。他有明确的办学思路。首先就要成立理事会，人权财权都要经过理事会通过，政府不直接管学校，一切通过理事会来体现。只有这样，方能实现 “教授治校”“学术主导”。朱清时的这套办学思路显然不是他的独创。蔡元培当年上任北大校长时，也是这个打法。他刚一到位，就马上着手成立校董事会，及时化解了政府方面许多不必要的干涉，并很快打开局面。
可是，朱清时的理事会，却迟迟建立不起来。就连《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也历经波折，差不多折腾了一年半，才得以颁布：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后，方可实施。不少媒体把它称为第一个大学的“基本法”，但客观而言，这只是行政规章，而不是法律，基本法，是要通过深圳人大立法的。这不知又要等到多久。
《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法），对南科大的定位表述为：南科大以实施全日制学历教育为主。
专家认为，这意味着，深圳对南科大的设计，绝不是要走“非学历教育机构”的道路。说明“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并不会予以支持。
专家认为《办法》有几个关键问题：“一是很多概念的使用很模糊，似是而非，比如说理事会是管理机构，但是成员由政府聘任，那是不是向政府负责而不是办学负责？二是缺少具体的界定，停留在大的框架上。三是没有问责机制。那也就是随时可以违背。”
即便如此，这个无奈的“暂行办法”，也属朱清时的啼血之作?！?br />
《方法》的确很难分娩。从总则、权责、到治理结构，仅管理与监督的第四十条中，有关财政投入制订的三个字，就经历了无数的障碍，无数的斗争。这一条是这样写的：市政府将经审定的对南科大的经费投入纳入财政预算，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市财政部门（按规定）及时足额拨款。多次争论争取的结果，终于去掉了“按规定”三个字。像去掉“三座山”。别看这是行政套话，但，可伸缩空间太大了！按什么规定？谁的规定？什么时候的规定？这里面可做无穷文章?；崾姑磕瓴疃家镀ぁＤ愣家淮未蔚厝デ笾?。他们会以“按规定”拒绝你的。他们说按什么规定，就按什么规定，说给你拨多少款，就拨多少款。这个办法出台非常不容易，涉及到政府各部门放权，所以争议很大。现在颁布的这个版本，是经过教育部审查的，是综合各种意见的结果。因而，南科大并不是很满意。
深圳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创办这样一所大学。绝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理念。当官文化成为主旋时，各级机关，便惟官惟上，而不会惟你朱清时院士。随着对深圳这个城市不断加深认知，朱清时与老板的关系越来越微妙了。
朱校长只想通过试验来回答钱学森的问题，在试验摸索中弄清楚，到底会遇到多少难关，让世人知道，为何我们的大学出不了一流人才。我们的社会高度行政化，学校也被当成行政机构的一部分，完全按照计划经济，一种方法处理，就像中组部干部选拔条例一样。同一套方法管理国家所有东西。现在就是用同样方法管理教育。而朱清时的试验，就是要摆脱这些清规戒律，像一节拼力发动前行的车厢，正在脱离静止的车体。
然而，南科大遭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南科大的招生面试由北京方面出题，临近考试时，他们派出最放心的人去北京提取考试卷。他们分设三个考?。罕本⑽浜?、深圳。全国推荐的七百多名考生，分别奔向这三个考场。为防泄密，卷子不能太早去提，只能等到最临近时。校长这些天非常辛苦，工作人员都能从他的脸上看到疲惫与焦虑。校长还是叮嘱他们要多加注意，特别是提取考卷这样的事情，千万马虎不得！
朱校长始终在担心。他生怕自主招生因为哪个环节出现纰漏，而让上面抓住把柄，那样的话，就会令他们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他必须做得尽善尽美，无可挑剔！
但，不知道为何，派人去北京提取卷子那天，他总有些放心不下。身边的细心人，会察觉到那一天他做什么事情都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电话或手机每一次响起，他的眼神都会突现紧张感。他计算着航班起飞降落时间。
他嘱咐前去提卷子的人，一旦拿到卷子，要第一时间电话告诉他。可是，按着时间算，已经超时了，却仍然没有接到电话。他心下里忐忑不安了。
真就出事了。他接听电话的那一刻的惊愣表情，肯定很吓人的！
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明明说好的，到教育部考试中心按手续提卷子，然后，他们几个人分头赶往北京、武汉、深圳三个城市的考场。结果呢？考试中心的人不给卷子，说，接到上头电话了，明令不让将卷子交给你们南科大。他们几个取卷子的人当即就傻了。这简直是开玩笑，国际级玩笑！
取不出卷子，就等于一切努力都将毁于一旦。三个城市的三个考场将坐满应试学生，铃声响了，却没有考卷可发！如烈日下的秧苗，等不来雨露浇灌，秧苗变成了烈火！言而无信，这是筹建中的南科大最为致命的打击！这种损失，要多可怕就多可怕！家长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与信心，就会因此而土崩瓦解！朱校长怎么向这些学生和家长交待？！说上面不让提取卷子？那家长还不得当场掀翻桌子造反呵？！这肯定是潜在的动乱因素。那一瞬间，南科大工作人员只能将惟一希望寄托到他们的校长身上。
据说朱校长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喘粗气。好一会儿都没吱声。他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口气问：你问准了吗？是谁打的电话不让取卷子？
人家也不告诉你具体是谁，只说是教育部的一个司长。毕竟，他们还归教育部管，他们不能不从。朱校长咬紧牙关说，那你们就在那里等吧。我来想办法吧。
校长那边一直占线，不知道他找了多少人，如何疏通关系。反正，一直到晚上取卷子的人取到了卷子，才和校长接通电话。朱校长指示他们买当晚最后一个航班的机票。如果不乘最后一班飞机，就会赶不上考试时间了！
校长当晚是一个成熟的指挥官。二十来岁时他做了重大项目负责人，他曾跟相关记者说，那就相当于红军时期二十来岁当军长。不知他是怎样调动的各种关系，像一道复杂的数学题，人们只知道结果，却无法得知运算过程的艰辛与繁杂。
人们事后感叹：幸亏遇到好人了，当晚提出考试卷。赶上最后一班飞机。
我像听到了一个粗糙的传说，可信度让怀疑。南科大的自主招生，一开始就不是“自由化”的。招生步骤，考试地点等所有细节，都是以文件方式确定的。这个文件是南科大打给深圳市教育局的报告：《关于南方科技大学首届教改试验班招生工作的报告》第二条中写到“南科大把招生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充分考虑首届教改试验班独立自主招生的特点，制订周密细致的考试方案，确保招生工作安全有序进行。”接下来，具体安排分几点，（一）“笔试时间和地点。南科大定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４日，在北京、武汉、深圳同步进行首届教改试验班笔试。”
再看第（三）考务工作安排。南科大选派精干人员，成立北京、武汉、深圳考务工作小组，负责落实考试场地、组织学生按时有序参加考试、协调解决考生的交通、住宿、就餐等问题?？际越崾?，考务人员负责将考生试卷送回。”
深圳市教育局做出批示后，又上报给市政府。在《深圳市党政机关文件处理表》上，有着深圳教育局的明确意见“以批准筹建为契机推进首届教改试验班招生等工作”。接下来是“社会处”的意见，“请ＸＸ同志核报ＸＸ、ＸＸ、ＸＸ、ＸＸ同志批示。”
几位领导都批的圈阅，最后主要领导人也批了“同意”。
这样严密的考试审批程序，这样庄严的合法的考试现场，以及具体笔试科目和“委托教育部考试中心制作相关试题”均在报告中写得一清二楚！
然而，谁会想到，这样有组织有纪律的事情，在考试临近时，怎么会出现不让提卷子这样的事情？简直匪夷所思。
我曾就此事问过朱校长，他说，是这么回事。他说想想很后怕。真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是怎么了，这样不计后果。三个考场，七百多考生，上千名家长，还有那么多的记者，这要是拿不到考卷当场闹起事来，这责任有多大！要是真闹起来，社会舆论对准教育部，而教育部就会转嫁到我们头上，拿我们出气，我们就更受不了！他叹口气，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输不起呵。深圳输不起，广东输不起，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都输不起的。
这种输不起的话，教育部部长也曾说过。然而，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该出现的还是出现了。该输不起的还是要输不起——
那是2011年4月11日的下午，那天是星期一。在教育部的会议室，召开了一个决定南科大命运的会议。一位副部长主持会议，教育部部长助理、教育部办公厅、政法司、规划司、学生司、学位办等重要大员悉数到会，听取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工作情况汇报?；惚ㄈ耸巧钲谡獗咭晃桓笔谐ぃ褪薪逃值挠泄厝嗽?，有意味的是，南科大作为当事方，既无人出席，也未被知会。
会议对进一步支持深圳市做好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工作，提出了以下意见，就是教育部发言人针对记者提问时，回答的那几点。
此外，会议还对深圳市委、市政府为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所做的大量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提出要求：一是要紧紧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筹建办学；二是要迅速组成学校领导班子与工作团队；三是出台任何重大改革举措都要经过集体讨论，充分论证，广泛听取意见，并按程度上报得到批准；四是经批准的改革试点内容，要先试、少说，多做实际工作。
会议做出令人震惊的决定：南方科技大学前期考核进校的学生必须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并责成教育部有关司局与深圳市有关部门加强沟通，落实……
这一天，朱清时正在美国参加麻省理工１５０年的庆典。像他这样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的人，无以计数，而能够受邀出席这样的庆典，显然是一种令人称羡的尊重与荣耀。会场并没有多少豪华布置，台上一块大屏幕像一条彩色河流，不断滚动着，将这所学校光辉的历史，一一回现。而主席台正中的那个小巧精致的讲桌立面，ＭＩＴ三个简单的字母，却凝聚了最不简单的内涵。因而格外醒目，格外生动。
那真是人类群星闪烁时。不同年代从这里走出的学子，他们的博士服五光十色，几乎没有相同的，他们迈着苍老而神圣的步子，缓慢走上宽大的主席台时，形成了会场最耀眼的风景。任何昂贵的装饰材料在这一瞬间都失去光泽。这些人物们当年从MIT毕业后，是在其他学?；袢〉牟┦垦?。麻省理工从不让学生留校读博。不同学校的博士服在这一刻共同为ＭＩＴ大放光彩。麻省理工严格控制着招生名额，宁缺勿滥。每年限定只招2000个学生，通常是招收900个本科生，1008个研究生，这种招生规模和他们将办学方向定位在培养理工类精英研究人才是一致的。60年来，他们重点培养的精英人才中，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已经去世的不算，仅活着的，每年创造2万个亿的财富，相当于俄罗斯一年的GDP。
所以，一百五十年，从他们这里走出的学生每一个都是人类的精英，人类的骄傲！
朱清时坐在台下，表情凝重。他并没有随着会场的高潮而改变情绪。反倒有几份沉郁，似心事重重。他的思绪是否还魂牵梦绕在南科大？麻省理工再辉煌，也是人家的。所谓研究型大学的理念，他最早就是从这里培植的。他心目中最高的研究型大学，就是ＭＩＴ这样的。６０年走出这样的辉煌，而南科大６０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作为创校之长，内心有着怎样的复杂情绪？
此番美国之行，为期九天。他肩负着很多任务。他应邀在哈佛大学高峰论坛发言，他要为他的学术团队寻找骨干人员，学科领军人物?；挂パ罢宜蹦暝诼槭±砉で笱钡木删?，还要到世界最好的试验室：伯克利的劳伦斯试验室参观，感受当前科技发展的前沿信息。他要在哈佛、哥伦比亚、伯克利三所大学搞三场专题讲座，这么多的安排，对他而言主题只有一个：南科大。一切都是围绕着他的南科大未来，尽快建立他的朝思暮思的学术团队。
朱清时动情演讲：南科大是一个婴儿，是个能够创造历史的婴儿，希望在座有志者跟他们这个婴儿一同创造历史！他以理想主义光芒，杜鹃啼血般召唤着海外有理想有志向的学者专家们，与之共同奋斗，携手完成人生大业。
在美国的华人一流人才很多，能够叫出名字的就有一串：朱经武、邱成桐、沈元壤、杨祖佑、张翔┅┅这些人都是当今世界顶尖级教授，都是南科大所渴望引进的，但是，光凭朱清时的个人魅力引进，够吗？他即使讲到吐血，也架不住教育部的一纸之文！他的才华横溢的演讲，肯定获取掌声。一流专家们都觉得应该走出这一步。但风险太大！美国有很闲适的生活，很好的研究前景。当年，人们有爱国情怀，一扇忽就会燃烧，可是现在，你怎么忽悠人家，人家也能看清楚，何况，哪个人都有亲朋好友在国内，随时可以打听深圳情况、南科大情况，教育部对南科大的态度等，他们都很清楚。
邱成桐说，我帮你招人没有问题，你首先告诉我，你们南科大有哪些比清华北大强的？你们深圳有哪些比北京上海强的？
无论如何，朱清时不会想到，就在他寄情于美国倾心演讲，娓娓宏论他的南科大这块试验田如何风调雨顺，阳光万里时，地球的另一端，那间小小会议室，那些个围成一圈的台面，摆放着一溜茶杯的会场，人们只需将盖严的茶杯盖揭开放下，起落之间，他朱清时的所有访美努力便告灰飞烟灭，如此轻松。
教育部办公厅这个文件是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１日正式发出的，深圳市教育局也在同一天下发了《对南方科技大学（筹）２０１１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口径与教育部完全一致。时间上完全紧跟，严丝合缝。
两个文件，同样口径，甭说别的，仅让试验班的４５名学生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就是对朱清时的试验最大否定，致命打击。因为，朱校长在招生试验时，早有承诺，且信誓旦旦：已经考入南科大的４５名学生，不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这些学生中，不乏因为不愿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而选择南科大的，甚至有的舍弃进北大或清华这样的名牌的可能。而如果一旦南科大发话，让他们回炉参加高考，他们会是怎样反应？出尔反尔！他们或许就会因此跟你的南科大拜拜了！
这等于教育部要将南科大拉回体制内的正轨。这是在以批准你筹建，发给你１４３２５这个代码，让你有了“合法经营”执照，支持你高等教育改革探索的名义之下进行的收编。这违背了朱校长的初衷，颠倒了南科大试验的核心价值。如果就此回到体制内，朱清时的南科大试验就等于宣告失败。
朱校长曾在好多场合讲话都提过南科大遇到的一直是黄灯。他原话是这样的:“我们提出的教授治校、去行政化，得到了国内外教育界的高度认可，并在广东省和深圳市层面取得了一致共识，新近更得到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的广泛支持。这些观念的核心是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我们一路走来，没有碰到红灯，没有碰到绿灯，全都是黄灯。”
然而，他没有说，黄灯过后是什么灯。当红灯猝不及防地出现在眼前时，朱校长一片茫然。一种从未有过的疲倦感阵阵袭来，他需要休息，需要调整时差，他仿佛陷入了长时间的时差转换之中。
第四章 重压下的躲避方式
五、一节期间，朱校长去了最安静的地方：南怀谨那里。那里有他向往的禅师禅境，他的精神氧巴。在尘世太忙太累的他，太困乏了，他在清山绿水间倒头便睡，没有任何打扰，也没有任何噪音。他可以回到儿时的睡眠状态。他整整睡了三天，才从遥远的梦里醒转过来。
回到深圳，他人看上去仍然几多疲惫。他以前就说过，深圳是个令人紧张的城市，一闻到空气，就让人紧张。而面对教育部与深圳市教育局的双重压力，他的紧张度可想而知。
他还是要拼力争取。他要力陈：为什么不能够让试验班的学生参加全国高考。他希望赢得支持。他尽量多说一些，尽量争取各方面重要人物对他的支持。他啼血般倾诉，却无法赢得认同。自主招生，自授文凭，不光是他一个人决定的，也是得到在座人首肯的嘛！他实在搞不明白，昔日他以为志同道合者，为何在这样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变得这般木然！他们不是在会上口口声声说过：深圳要倾全城之力，创办南科大吗？他们现在怎么就眼睁睁瞅着南科大遭受这么大的风险，而无动于衷？
这是非常重要的会议，是一次管生管死的会议。市里决策层领导出席了会议，专门研究落实教育部文件。朱清时的努力陈述，却像一块石头用力扔进水中，而水面却没有激起一丝浪花。与会者对他的话不为所动。等他说完，领导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责成他动员试验班的学生全体参加今年的高考。他没有执行。他说，一个教育工作者，在学生面前言之凿凿表示过，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文凭，不参加全国的高考。他不能在学生面前失言。这个动员工作，他不能去做。
领导问他：你们学校谁负责管学生工作？他说了一位副主任的名字，于是，当即有人通知这位副主任立马到场。
副主任到场时，看到朱校长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其他人也非常严肃。她感受到了会场气氛有种异乎寻常的压抑。领导对她下达了指示，让她动员学生参加高考。虽然她在心里暗暗叫苦，但是，在这样的场合，她也不能表露出来。她知道，这样一块烫手的山竽落到了她的手上，她不能不接，可接了之后，却怎么处理？她也在揣摩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的朱校长。他究竟是什么态度？
朱校长没有拂袖而去，这是他的官场经验所致，而他拒绝出面动员学生高考，是在最大限度地维护着他的自尊。他不能自毁名声，自毁全国人们都在关心的高校改革试验。他当时非常之痛苦。他认为老板不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不站在南科大的立场上，不为南科大的前途和命运着想。
南科大容易吗？打破铁饭碗，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背水一战，这是在跟自己叫劲，能否赢得全社会的认可，能否将试验班的学生培养成受社会欢迎的人才，还有很多路要走，这已经对他们南科大构成了巨大压力。这个时候的南科大是最脆弱的时候，多么需要深圳政府方面的支持！这件事情做好了，不正是深圳的光荣吗？深圳要一步到位办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你就必须掌握自主权，而你要是坚持不住，退回到教育部的陈规旧律之中，那你的豪华别墅猴年马月能建成？这就是行政化的弊端。上级领导以行政化的方式，稍加干予，市里面就顶不住了，就顺从了，而你的试验还如何进行下去？！
不知此时的朱校长是否还记得刚上任时，他面对媒体说过的那句话：“不是谁的权力大谁就说了算，而是谁掌握了真理谁就说了算。”
散会后，朱清时一个人离去，像只孤雁。
随后，深圳的相关领导到南科大召开高考动员大会，这是全校师生都要求参加的第二次大会。第一次，是三月份的试验班开学典礼。仅仅相隔两个月，两次大会截然不同！
校方负责做学生动员工作的副主任，跟上级领导唱一个调，保持一致性。市里面确实对此事够重视了，一位副书记亲自坐阵南科大，现场办公。说成督阵也未尝不可，而此时的学生们发现惟独少了他们的朱校长。
动员学生参加高考，没有声色俱厉，而是好言相劝，一切都是为了学生着想，为了学生健康发展。他们对学生说，参加高考只当作他们学校内部的一次考试，走一个程序，及不及格没有关系，不计成绩，不排名次，也不公诸于众?？际猿杉ㄖ蛔鞑慰?，不会对同学有任何影响，对他们录取率是100%。网民称“伪高考”或“被高考”。
新华报业网有篇文章《45名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就变“合法”了吗？》很耐人寻味。文章写到：“45名南科大学生不参加高考，则不‘合法’，可是，如果这次他们参加高考，就合法了吗？我们同样可以根据教育部的现行规定提出质疑。”
质疑第一个问题：试验班学生身份。他们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按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在校大学生不得报名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南科大首届试验班今年3月1日开学。教育部发言人也予以表态，对南科大的一些改革、探索、教育部是积极支持态度。那为什么大学生还要参加高考？在读大学生又怎么参加高考？
质疑２：“组织他们在深圳专设考场，他们报名了吗？”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申请报考高校的所有考生，须在户籍所在?。ㄇ校└咝Ｕ猩被峁娑ㄊ奔涞氐惚?rdquo;广东省2011年12月20—26日就已经完成了。他们报名了吗？
质疑3：“在深圳专设考场组织高考，他们算哪个省份的考生？”试验班45人来自13个省，根据《关于做好广东省2011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和建档工作的通知》（粤招（2010）24号），报考条件要求是具有广东常住户口的居民。并且特别明确“高中阶段户口由外省迁入我省的考生，必须回户籍所在地报考”。组织他们在广东省深圳高考是否涉嫌“异地高考”？
质疑4：“他们参加高考，就能被南科大‘合法’录取吗？”因为教育部今年公布的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校名单，没有南科大，因此不能列入招生计划，这些考生即使参加了高考，也只能在统招计划内填报志愿。他们填报哪所大学都行，唯独无法填报南方科大。那么，深圳方面向学生许愿的100%录取如何保证？
文章最后结论：“因此，45名南科大学生不参加高考，则不‘合法’。可是，如果他们参加高考，也‘合法’不了。如果是教育部或者教育主管部门要求这些学生参加高考，这些官员们首先应当想一想，你们要求是否‘合法’？而且是否合你们自己制订的‘法’？”
有头脑的网民在深究：既然诸多不合法，既然仅仅走个过程，“让他们参加一场以选拔大学生进入大学的考试目的到底何在？是为了维护这45个学生利益，还是为了保全谁的脸面与权威性？”
如果南科大的外籍学生能够在深圳参加高考，那么数百万的民工孩子为何不能在广东参加高考？！法规是他们制订的，随意违背法规也只有他们能做到?？杉鼻靶姓窒蠖嗝囱现?！而朱清时的“去行政化”又是多么必要！
试验班的孩子，并不能整齐划一。他们有的很有头脑，稚嫩的肩头，已经开始了真正的使命性的承担。为自己，也为学校，更为他们心目中的校长。有个学生说，老师在动员他参加高考时说，朱校长是同意让他们高考的。他不相信，老师却说，校长是默许的。并解释说，校长同意文件精神，都签字了。学生困惑：既然校长同意，为何采取消极的回避态度？他是这样理解他们的校长：压力太大了，可能是人在江湖，不得不为之。但，他坚信校长内心是不会希望他们去参加高考的，他说，他们绝不会让校长失望。
这是４５名学生当中的一个，来自很普通的家庭，也没有什么天才神童迹象，却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多么难的社会
核能辐射，大地动荡
这是一个多么肤浅的社会
人心浮躁，欲望膨胀
我们很难想象
在创业之都深圳一隅
有一条学苑大道
眷顾着中国脆弱的梦想
这是中国人为自己设下的圈套
学生挥洒着汗水、青春、激情
只为一刻，却付出十年寒窗
我们奇怪：为什么分数可以代表一个人
我们彷徨：经历煎熬却常常失去思想
天生我才
我们不安于平庸
爱国爱人苍白的呼喊在心中回荡
记?。荷倌曛?，则中国智，
少年强，则中国强。
鲲鹏之志何以并列于鼠目寸光
我们pioneer踏入的是一片从未走过的荒漠
带领着追随者开辟出新的向往
虽然中国的路还很长很迷茫……
这是2011年的南科大，在五、四青年节的晚会上，学生们自编自演的诗朗颂。全诗很长，这里是节选。演出中，台下有的老师哭了，同学也哭了。有人说是老师先哭的，也有人说是同学先哭的。
南科大举步维艰，前程叵测。这种高考的意义究竟何在？无人说得清。就连那些动员学生参加高考的老师，也是说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从动员会召开到６月７日高考日，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是最令南科大的学生和家长们纠结的。
家长们有自己的ＱＱ群，这个最便捷的空间，将分布在１３个省份的家长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深圳方面的家长为主，她们更有知情条件。因此，她们每每是这个群里最活跃的成员。
说到这个ＱＱ群，我要在这里插入另外一个重大事件，几乎是与“被高考”同时出笼的：深圳市委组织部发出在全国公开招聘正局级副校长的通告。这个Ｑ群就如热油锅里撒了盐。
此前，试验班的家长们，尽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遭遇风险，但是，显然还是存有幻想的。尤其深圳的学生家长，他们见识过这个城市的诸多传奇：改革开放初期，那么多的不合法，甚至惊天动地的风波不是都给予正名，给予出生证了吗？然而，他们没有想到教育部公布了2011年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高校名单，居然没有人们翘首以待的南方科大。这件事情，在社会上引起的风波还未过去，接踵而至的便是高调去行政化的南科大，却要被招聘正局级两名副校长。
家长们在五一节期间，涌入Ｑ群，因为没有征得家长们的同意，我将他们真实名字隐去。以下是他们之间的对话摘录：
S妈妈：是否校长出国期间，出现了匪益所思的误会，组织部任命副校长显然不符合朱校长的一贯思想。
某某爸：我觉得这次应该是分管学校行政事务的副校长。
某爸：现在可以看出，一些教授的招聘是朱校长说了算。
S妈妈：不管怎样多两个局级副校长，是否增加不和谐的因素？
某爸：是呀，行政级别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了，改起来真是难呵。
某某爸：这个聘任条件看起来有点别扭，与南科大最初主张有点不相符。朱校长以前说过，由于没有行政级别，好多优秀的高校管理人才不愿意来，我觉得这次可能是这个原因，只要教学能够按照朱校长以往的设想进行就行。
某爸：去行政化涉及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会容易的。但首先要在学校内部去行政化就行了。
某爷爷：小处长当大学副校长，是否和教授平级？
某妈妈：照朱校长去行政化阐述，学校相当于梅兰芳剧团，教授相当于梅兰芳等演员，校长副校长相当于团长副团长，为演员们服务的。
A爸：
关键是否能俯下身子去做服务。
B爸：
如果是按照原来的说法，应该是理事会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负责人事招聘，理事会和市政府仅仅是走个过程通过一下就行了。
5月2日至5月5日的聊天——
F爸：大家好！
某爷爷很倔，马上回复：不好！看到上篇文章说要有两名局级干部当南科大副校长，这是南科大去官化教改的失败，所以，心情不好！
南方妈：我有点担忧哦。
S妈妈：是的，现在很想听听朱校长的看法，如果他说没问题，我就完全释然，因为朱校长是改革的先驱，言行一致，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坚持正义。
南方妈：是呀，好多家长同感，关键时刻靠朱校长，他们太想听听他的想法了。
S妈妈：一个独生子女，赔不起！
北妈妈：体制改革可以失败了再来，孩子的青春却失而不可复得??！
真希望南科大不管在什么样的体制下，都能把孩子的前途放在第一位！
S妈妈：我想这也是朱校长所不愿意看到的，朱校长在学生到位之后曾对媒体说：看到这些孩子，感觉更如履薄冰，身上责任更大。充分说明朱校长是位对家长和学生负责任的人。
北妈妈：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呵。
S妈妈：是呵，毕竟他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但反过来想，深圳市也想办好呀，观其发展吧。
A妈妈：
家长们稍安勿躁，我们不妨相信朱校长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千万不要让孩子们因此不安起来，我们在同意孩子们选择的时候就曾经预料到会有些困难，只不过这些困难如约而至罢了。
D妈妈：我们冒着风险让孩子放弃高考，放弃上其他名校的机会，难道一开始就坐视不管吗？？
B妈妈：这两天一直感到头痛，但没想到好的解决办法。
C妈妈：你们有义务帮助南科大，支持朱校长。要主动与深圳市委组织部联系协调，强烈要求立即停止这一有损南科大声誉的行为。
D妈妈：南科大遇到的困难比想象的要大，在开学典礼上，大家注意到没有，国家教育部门和广东省没有派代表参加，而前面教育部的文件中，曾经提到责成广东省来管理支持，办好学校，这中间有什么问题？！
S妈妈：改革充满风险，真诚地祝愿：朱校长多保重，身体健康。朱校长是我们全体家长和学生的命运所在，是我们孩子的未来。但不愿意看到风险是来自去行政化，如果那样孩子们就惨了，也违背了当初进南科大的初衷！
一位父亲针对S妈妈的话说：教育部管的大学没有活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就像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前的中国。这也是目前稍有条件的学生蜂拥出国留学的原因。假若南科大仍是教育部大学，相信你我也不会冒拿不到目前中国教育部文凭的风险。我们看中的就是去行政化、教授治校、敢自授文凭和学位的南科大前景。假如南科大仍是教育部大学，那么它只是第二个深圳大学，生源也达不到目前的45个学生的水平。现在的45个学生的命运跟朱校长绑在一起了，朱校长会对孩子们负责到底的，我相信朱校长的人品和能力。
C妈妈：如果南科大不能按朱校长的意愿办下去的话，他会为孩子做好打算的。
我们家长要站在朱校长一边，强烈支持朱校长。
F爸：面对一个强大的官本位体制，朱校长的理念、探索显得苍白无力，不是吗？深圳市招聘正局级副校长就是最好的回答。
某某爸：其实，政府选派的副校长即使懂教育学，也不见得就能按照朱校长的意愿办。一个字“难”！勾心斗角，利欲熏心还是很正常的。
以下热议忽略网名：
南科大以前向社会承诺的就是没有行政级别，现在弄出两个局级副校长，如何向公众交待？
我们孩子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一定要政府履行承诺，这是唯一的办法。
家长们要齐心争取，千万不要让这两个局级副校长变成现实，否则，南科大真的就完了，我们的孩子就惨了！
副校长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南科大不能有行政级别。否则，以后有更多的承诺就不能兑现。学校信用何在？
我们为刀俎之肉，是弱势群体。
南科大现在处境很艰难，深圳政府明摆着不是很支持。教育部也是不支持的态度，这样下去以后困难会更多。
朱校长可能也是弱势群体，所以，我们积极努力，支持朱校长，发出我们应有的呼声。
家长们，我们可以宽容不支持南科大的人，但是我们绝不允许他们祸害我们的孩子。使出全身解数支持朱校长，他是我们及孩子的希望和未来。
凡是祸害我们孩子的，我们必须全力出击和斗争，哪怕头破血流。
大家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朱校长一边，大家不要以善良的自己去揣摩已经形成的强大的体制。否则，真的朱校长没信心了，一切就完了。
朱校长与政府不一样，他是我们家长真正的志同道合者，政府往往受制于政策和上级。南科大是在改革呀！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孩子?。?！
热议了几天后，家长们起草给教育部的《南方科技大学首届教改试验班学生家长恳请书》。千言书中，家长们真情表达：“现时期保障朱校长的权威和各项权力是南科大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赋予朱校长应有的创校职权和给予南科大自由发展空间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如果朱清时校长的创校精神和管理框架无法贯彻，那么南科大甚至还比不上一所普通大学，深圳市政府倾力打造这所新高校的愿望就会落空，并将使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努力付诸东流，相信这一点是政府和公众所不愿看到的。如果政府给朱校长足够的改革权力，给南科大营造一片自由发展的空间，那么我国的教育部门将会收获如潮的赞誉，收获一座举世闻名的大学，深圳市将会因此收获很多的英才。”
“我们南科大首届试验班全体家长呼吁和恳请国家教育部：
第一、指导和要求深圳市相关部门慎重对待南科大管理层的选拔，建议副校长由校长提名并经过特定的专家委员会审查后聘任，并赋予创校校长考察和解聘不合格副校长的绝对权力。”
还有两条，不想再引述了。家长们的想法多单纯呵，他们竟寄希望与教育部矫正深圳。他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如此寄予希望的教育部，却在他们的信不曾发出时，就已经下达了文件：明令他们的孩子参加今年全国统一高考！假如这些家长当时知道了这样的文件，他们还会熬夜写下这种信吗？他们肯定会五雷轰顶，无法承受。
不知道这封信最终结果，只听说他们找到了朱校长。
朱校长并不像家长们那么紧张，如临大敌的样子。他平和地说，他开始也为这事深感诧异。为此，他专门去了一趟组织部。组织部门按一般深圳市选拔干部的规律，如法抛制了招聘启示，却忽略了南科大“去行政化”的这一办学根本原则。朱校长等于当场给组织部的同志讲述了南科大的“去行政化”的意义所在，以及目前的困难处境。他说，去行政化，是办好大学的关键。比如：派两位管行政的副校长的程序，应该是由校长先提名，然后，理事会研究，最后提交给市委方面把关批准。而现在，程度完全倒过来了，与南科大初衷相悖。这等于说，南科大一边在喊“去行政化”，一边又在搞行政化的这一套举措，社会影响可想而知。
组织部门听明白了朱校长的话，当场表示积极支持南科大。
在处理这件事时，朱校长还是抱有乐观态度的。他认为在学校与深圳政府方面出现的一些分歧，是沟通不善的原因。他感觉需要有人跟市政府方面及时沟通。但是，除了他之外，学校里又有谁能够具备这个沟通能力呢？到这些政府部门，如果没有一定的资历，没有校长或院士的头衔，人家会认真听取你的“基础知识”吗？所以，朱校长感叹：他还需要拿出很多精力和时间，去应对类似的沟通工作。
家长们见朱校长这样解释，也便释然了。然而，接下来的事情，他们仍然看不懂了：行政化式的正局级副校长招聘并未因朱校长的“沟通”而改变方式，仍然按照官场的那个套路，一路操作下去。2011年5月26日《深圳特区报》A4版很醒目的标题：“关于深圳公开推荐选拔职位差额考察对象”《公示通告》。开篇写道：经深圳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乔从丰等人被确定为南方科技大学（筹）2个副校长职位差额对象。
家长们掌握的情况是，９名候选人将拿到市委常委会上，最终确定两人。他们要将这已经确定的两人再交由南科大，让朱校长提名，再经理事会讨论通过。领导已确定了人选，而校长提名、理事会讨论，只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何况，南科大的理事会，至今没有成立起来。而两位正局级副校长人选，也未到位。这件事说到底，是与朱清时的去行政化的南科大，形成鲜明反差。
对家长们而言，刚刚熬过了正局级副校长风波，又遭致教育部高考的迎头巨浪！他们情绪异常强烈，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他们有的到学校来了，十分激动。学校出面动员学生高考时，也在主动联系家长们。当然，家长们并非都是清一色完全拒绝高考，也有个别家长同意高考，但是，家长们无法左右他们的孩子，孩子比家长更坚定地维护着南科大的改革方向，维护着朱校长的尊严。
一场大是大非，水火不相融的局面，在南科大形成对峙。这个对峙，牵动了中国，也牵动了世界。美国《科学》杂志连发关于南科大的文章，称其为中国高校改革的风向标。其中一篇文章是对朱清时的专访：
《科学》问：南方科技大学将在什么方面与中国其他大学不同？
朱清时答：我们将废除等级，我们称之为去行政化。
《科学》问：这将如何起作用？
朱清时答：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在于官僚力量。许多教授现在追求的是行政级别而不是学术成就。如果你爬上了高级别，你就能得到金钱、汽车和研究资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丧失了生命力。
朱清时最后谈到可能遇到的风险，是学生可能没法获得由教育部签发的毕业证书。人们正期待一所大学去挑战教育系统，并显示一种有效的改革途径。“我已准备好做尝试真正教育改革的第一人。”
这是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刊发的。现在呢？接连发生的事情，是朱清时无法预测的。对于《科学》而言，如何感知风雨飘摇中的南科大，这个风向标是往前行还是往后刮，眼瞅到了揭晓之时。
第五章 悲情时分
?。矗得?，在高考事件中经受折磨。他们因怨恨动员他们参加高考的老师，与老师见面时，根本不理，形同陌路人。这让老师无比难过，有的老师为此伤心委曲地哭了起来。而老师与老师之间，也因为这种高考，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尽管老师们在副主任领导下，都是口径一致地劝说学生，但是，有的老师就会背后跟学生说完全不同的话。人前人后，对高考的态度也完全不同。这是特殊情况下的两面性。而学生们却并不适应这样的两面性，因此，在这样的对峙与斗争面前，学生们颇感不适。比如，有的老师甚至直接挑唆学生不理某老师，而学生们误认为学校老师已分成两派：主考派与反考派。学生们的兴趣不用在学习上，而用到了斗争站队上面。
校方一位知情人听说学生中流传的“两派”站队之事，啼笑皆非。他认为牙根就不存在两派一说，全校绝大多数老师都是不同意高考的，哪怕是伪高考，哪怕是走个过场，他们也认为这是对南科大试验班的伤害。但是，上面的压力来了，他们又不能不去照办，总得有人去应付吧，否则，连现在这样的局面恐怕也无法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忍辱负重，不得不充当被学生骂和被歧视的角色。
据说这期间学生为了发泄不满，将某副主任办公室门的招牌掰掉。关于这个“事件”说法不一。有人说学生不是故意的，当时发现门牌歪了，想帮着校正，结果，一掰，却掉下来了。学生怕老师误会，不敢再给粘上?；褂幸桓鏊捣?，有点耸人听闻：副主任当即气坏了，责令手下人调摄相头看录相，查寻这位学生，查出来打一顿，好好教训教训。这是些神童骄子呵，被家长和学校宠还宠不过来，谁敢放粗喊打？这显然不令人信服。
学校越临近高考，气氛便越发紧张，孩子们有的离开了学校，没离开的，也被老师劝住宾馆了，而留校的学生遭到威肋，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
据说临近高考的最后一天，有人还在胁迫学生高考，问你为什么不参加高考？不参加高考就是反政府。将拒绝高考与反政府混为一谈。我曾就此事问过一位当时留在学校的学生，他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在这位同学眼中，学校的天空，还是蓝天白云，老师们对学生还是笑脸相迎。只不过，学生疏远了老师。
据说，校方发现学生与老师情绪出现严重对立后，停止了动员。不管真假传闻，有一点是实实在在的，由于“被高考”，风和日丽的师生关系转瞬间乌云密布，不可阻挡地恶化了。老师流泪，学生委曲。家长们意见也大了去了。
好端端的风气，弄得跟像文革站队似的，有头脑的学生，不愿这样简单去疏远和伤害相关老师，却又不得不应付激进老师的“开导工作”，结果搞得空气紧张，人人不适。
对南科大而言，那是一段沉闷压抑的日子。深圳的闷热，让城市的地下道弥散出腐质的沼气。南科大的校门紧闭，保安满脸警惕。严防外人进入，尤其严防记者。有的记者从正门进不去，居然翻院墙窜入学生住处采访。
在学?；肪匙罡丛邮?，朱校长没有跟他的学生们紧紧站在一起。他谨言慎行，只对媒体说，一切由学生自己决定，让他们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而他的真实观点却隐而不发。这种有意躲避，颇有些耐人寻味。
家长们在找他。学生们也在盼着他的出现。他是主心骨。有一天他偶回校园，是为了接待法国来宾。这些来宾是国际学界颇具影响的人物，他们到中国来，就是要看一下中国最好的高校。他们直奔南科大而来。这让朱清时很欣慰，尤其在他处于最困难之时。学生看到了他们久违的校长，雕像一样弥散尊严。他们只是远远盯着，却没有人走上前去问问校长是否同意他们高考。因为孩子理解校长的处境，他们不想给校长增加麻烦。
朱校长通常中午都在食堂就餐。在学生眼中，生活中的朱校长与面对媒体的朱校长判若二人。在媒体上能够把话说得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朱清时，平时更多时候是不爱讲话的，眸子透出的只有执著而无欲望。到了吃饭时，他悄悄进来，食堂很大，桌位排布很多。他寻里面一处安静，将背对准食堂入口处。不断进来的人，只能看到他的背脊：一袭青衣，两处硬朗肩骨。
原先是师生合用一个大餐厅，现在分开两个了。前来打饭的人很多，寻找不同的空位坐下，却没人过来与他同桌。
起初有人过来陪他，跟他一桌用餐，但他明确告诉对方，他不喜欢吃饭时跟别人在一桌。他希望一个人静处。
于是，再没有人会过来跟他一桌就餐了。且喧嚷的食堂，会因他的背脊而肃静。他很快吃完，起身自己收拾餐具，放置应该放的地方。然后，微低着头，不瞅任何人，而任何人瞅他，他也不会察觉。他从坐下吃饭，到起身离开，总像在思考什么事情。他独来独往，无人相随。
一位学生说，他们从来没有在校长吃饭时，过去打扰他。即便在他们最想找校长的时候。他们真是很懂事的。
据说当时家长们要求见校长的呼声非常之高，在家长们眼里，校长是无法取代的，除了校长，他们谁也不见，谁的话也不听。校方一度想将校长找回来，应付复杂局面，但是，他们权衡再三，还是没去惊动他。老师、学生、家长在没有校长的学校里，熬着最艰难的岁月。
善良的人们只能祈祷朱校长保重身体，而学生们天真地相信，只要再挨过几天，挺过高考，就是胜利，就会度过所有的难关。
这期间，笔者与朱清时通过电话，他声音低沉倦怠，他说他在合肥。我问他深圳方面去学校动员学生参加高考的事情，你想怎么办？他缄口不语。我生怕他把电话挂了，便说：按照我对你的理解，你是不会同意的。你肯定不会让试验班的学生参加高考对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只回答了两个字：“是的。”然后，马上就说我们以后再说吧，电话挂了。
他不便表态，他不想因为他的出面讲话而使矛盾复杂化。他人为地关闭了媒体大门?？墒牵还柑?，他又突现媒体，发表见解了。那是5月28日，他在合肥对记者鲜明表态：纳入高考轨道这一举动，将颠覆南科大树立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核心。
又是一语惊人。这种公开站出来表达做法，才符合他朱清时。我曾问过他，既然那么谨慎回避，为何又出面表态了呢？他说，他本来不想讲的，因为既然教育部发言人站出来将事情公开化了，那么，他也不得不站出来表明态度。如果教育部发言人不讲，他是不会率先将事情捅破的。他说文件是要限定知情范围的。
或许由于试验班的学生们看到了校长的鲜明态度，更加坚定了拒绝高考的决心。一位学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老师今天对学生做工作，说缓一缓，参加高考吧，以后还会为中国改革做贡献。但我终究无法认同。中国教育现象，大部分在于无所作为。这是一个体制的泥潭，现在你跳进这个泥潭，以后你再怎么挣扎都无及于事，不如现在拼搏，即使你摔一跤，摔断了腿，你仍然可以蹒跚前进。”
有位家长说，学校有人对学生说不参加高考就是反教改，反政府，为什么不去高考？他们把所有事情推到朱校长身上，因为他在媒体表态。而拒高考成了媒体狂欢，所有人借机反政府。这是扣帽子。
不管怎么说，形势十分严峻。绝不是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何况，政府下了很大气力，动员学生，却没起到作用。政府方面如何下台？
网上流传南科大学生《致所有关心南科大发展的人们的一封公开信》，言称：“所有关心我们学校发展的人们，最近的事情让大家纠结了。现在，我们学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最紧迫的高考问题。”
“我们学校的建校本意即是此，既为教改探路，也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寻求经验。在这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怀着这样的心态：即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在现在无数毕业生疯狂报考公务员的情况下，我们从未担心过自己的职业和未来。因为我们都怀着一颗“试验”的心态，我们想在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精神上做出努力。……总而言之，我们想重复我们朱校长的话：‘其实南科大做的事情并没有别出心裁的地方，南科大做的事情是全世界一流大学都在做的，比如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成功的一流大学都在做这个事情，是办好大学的必由之路。’”
“我们对自己的选择坚定不移，对南科大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我们同时也是无助的，我们仅仅是学生……”
我还看到《学生家长们给朱清时校长一封信》，开篇就说：“尊敬的朱校长：我代表４５个孩子和家长恳请您千万不要辞职。选择南科大，我们是奔您而来的，是对您人品、学识有信心，如果您不堪压力离去，就意味着南科大的失败，中国教育改革的失败！”
结尾说：“我们家长的态度就是听朱校长的，朱校长让我们参加高考我们就参加，让我们不参加咱就不参加，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在朱校长任期内把我们的孩子教出来。参不参加高考，纳不纳入体制对我们４５个孩子来说不是致命的打击，朱校长的辞职才是致命的。”
家长们够敏感了。他们是从哪里得到了朱校长要辞职的消息呢？抑或仅仅是出于他们的猜测或担心？也难怪，朱校长所谓高校改革，无非体现两大亮点，其一去行政化；再一个就是“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这两点犹似暗夜里擎起的两把火炬，照耀万里，格外醒目。然而，火炬可能太刺眼了，接连发生的招聘正局级副校长，教育部下令要求试验班学生参加高考，就等于直接冲着他的两大火炬亮点扑去，要将其扑灭。这真是一种深刻的讽刺。在他看来，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绝不可以让步的。一个如此自尊自爱的人，他坚信他的试验的崇高价值，他相信他的老板会跟他一同创造中国高教改革的奇迹的，却不曾想，这么快，这么短的时间，老板的态度就变了。一纸行政命令，之神迅，之不可抗拒让他不可理喻。
他曾说过这样的话：他这份年纪出山，是要创办一个不一样的大学，而如果办成一般性的大学，那就不需要他了。现在，上面的做法，是行政化的极至表现。明明高考是要遵守法规的，但是，他们教育部就可以无视他们自己制订的这些法规，他们一言九鼎，他们可以凌架于任何法规条文之上。这不是典型的谁官大谁说了算吗？
这是对南科大的根本否定。这就更加印证了在中国要想办好一所高校，去行政化有多么重要！而朱清时的试验到目前为止，遭遇到的最大最难愈越的屏障，也在这里。既然南科大已经“被高考”“被行政化”，那么，他这个校长还有什么意义继续做下去呢？何况他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早就在劝其退，而无鼓动他进的。
按约定的时间，上午11点钟我赶到他的住地：迎宾馆。他对时间的掌控十分精确，说好一小时采访，就定准为一小时。从多次与他的交流当中，我在分析判断他的抉择，他极有可能选择辞职：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他的性格。
迎宾馆是深圳最资深的一处接待点。创业初期，到深圳来的政要大员们都要在此下榻。然而，随着时令的转换，这里早已被麒麟山庄取代。那里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是最好的迎宾之所。而深圳更为国档的国宾馆,也将于今年落成。
时令五月，天气依然有些阴湿。鹏城一夜风袭，伤出满地落叶。
六号楼位于院落的前端。从标示牌上看到桃园、松园、竹园、兰园等名字，可惜这些诗意却被眼前的陈旧落寞所取代。昨日风光早已不再。从保安方面看，稀松平常，显然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政要大员光顾了。
六栋挨近东门的市井闹区。小楼不高，外墙以淡粉色瓷砖贴面，一看便知三十年前的建筑风格。门庭是一个挑檐式雨搭向上方倾斜，因其长度厚度与地面高度比例失调，显得空间压抑。迈进这样的地方，是不会给人敞亮通透感的。
一楼是个不大的家庭式的客厅空间。右手前台，类似宾馆服务台。正面墙壁镶嵌着灰白色大理石，上面是小平同志题写的金色大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是1984年1月26日。这个题字当年对于深圳有着死生攸关的作用，是镇城之法宝。然而现在，却没有人关注了。此一时彼一时呵。
旋梯而上，沿细长走廊竟至尽头。一扇纱网遮蔽的外门，拉开，方可敲门。
里面没有回音。我看表，距约定的时间还有两分钟。等了等，再敲。过了一会儿，听见里面传出疲沓的脚步声，门打开时，见到朱清时校长。他不像在校长办公室时那样仪表端庄，神彩奕奕。而是像刚刚睡醒。头发有些凌乱，像刚被霜打的细软茅草，衣服也多有打皱处。他让我坐在沙发上，倦意未消地搓了几把脸，睡意惺松地表示歉意：刚才不知怎么睡着了。说这话时，他像个平易近人的蜀地老头。一幅清清瘦瘦的轮廓，从侧面瞅，面颊处还留有枕纹痕迹。我说，真不好意思，应该让你多休息一会儿。要不，我下午再来？
他说，没关系。要是真想睡，也是睡不着的。然后，他喃喃道：不知怎么搞的，一直很困。
他肯定是晚上睡眠不好，听说他平时入睡前要服几种混合睡眠药才能睡下。南科大这么多的事情，这么大的压力，他怎么可能睡安稳觉呢！他下意识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这与电视上那位纵横捭阖，谈笑风生，容光焕发的明星式委员形象无法迭印。
他说你喝水吧？我给你倒去。我说不喝。他便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他说浓点儿，提提神。
这是一个套间。与他的办公室相比，显得窄小而阴暗。很旧的房子了。外间屋是客厅，里间是卧室。一张大床靠近窗户，这边是卫生间。这种格局是最简单的招待所布局。卧室里的东西有点简陋，有一幅画挂在衣帽架上。那是一幅古画，类似八大山人的风格?；婕?，一棵树，一块石头。树就是树，石头就是石头，细品，树有树的风骨，石有石的神韵。
这让我想到第一次去他的校长办公室时，满屋都有墨韵飘香。拓碑书法用镜框装裱，沿墙排列至门口。而正在忙碌得不可开交的他，见我驻足在一幅书法前凝眸时，便凑过来给我指点讲解：这是去年春节时南怀谨送予我的，嘱我每日颂读：“庚寅元日，南公怀谨夫子授黄石公《素书》原始章第一此句嘱予，每日颂读之可也，并命某抄之以置座右。”
“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明重于后代。”
黄石公这部谋略书被称作中国谋略第一书。据说昔日张良就是靠读懂此书辅佐刘邦成就霸业。南怀谨先生在《历史的经验》一书中对此书有着深刻的解读，他将这样的智慧传授给朱清时，让其视为座右铭，而朱清时悬挂于此，每日对视。以他这个年龄肩负南科大使命，显然已不能“极人臣之位”，但他能“得机而动，则成绝代之功”吗？他是否早已从中悟出自己的进退哲学：“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
我与他的第一次交往，就从素书的这段座右铭引发开来。我说，去行政化，这在当下中国，也是具有“绝代之功”呵！
朱清时会意一笑，他说自己并不想有什么绝代之功，只要不留下骂名就万幸了！你知道现在行政化的现象有多严重！就连和尚都有正处级、副厅级什么的?；煤?！
谈古论今，他随性悠然，而一旦进入采访，他便立刻绷紧。他每次都问我需要他回答什么问题。他似乎习惯了对于问题的解答，而我需要的不是对于问题的解答，而是对他的感知，对他的深入细致的了解。如果说第一次相见，从这段古训当中引发他的就职理想，那么，这番相见，想到那句“达乎去就之理”，莫不是预示了他的去意？
可能是天气阴沉潮湿，房间里也有种阴森潮湿感。
他在给我倒水时，发现他的腰间扎着一条宽带子，行走时，好像腰部有些不适，步态也显僵硬，且小心翼翼。他有肾结石，到深圳来以后，日益严重了。尤其天气不好的时候，腰部就会有反应。本来今天是星期天，他难得休息一下，结果，他还强挺着接受我的来访。只有一小时，我很珍惜。我该跟他谈点什么呢？
我只能从最平常的话题谈起。我问他，你到深圳来就一直住在这里？
他说是的，一直住这里。我说你老伴不跟你过来，是不是因为住在这里不像家的样子，不习惯？
他浮现出一脸的苦笑：我怎么给你说呢？
不是猎头公司当初承诺提供二百平米的安居房吗？你怎么不搬去??？
提到那二百米安居房，他说，刚到深圳时，他就住在这里。他以为只是暂住，顶多几个月，就会按照猎头公司向全球招聘校长时讲好的待遇那样，提供一套二百平米的安居房供他居住。所谓安居房，就是有产权的那种房子！现房或者是货币方式兑现。结果，他来了之后，却发现房子迟迟没动静。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一份报告，是打给市教育局，提请市政府给他朱清时签合同的申请报告。他仔细看时，这个报告是已经被各级领导批复回来的请示报告。上面关于落实他的待遇批示，他顿时惊呆。明明是市政府让猎头公司提供给候选人待遇承诺的，双方早已讲好的条件，这是国际诚信度的事情，怎么会忽然变成了“请示”？
再看房子。由于朱清时户口不在本市，有关部门按照住房补贴，每月按6400元提供?；蛘吒峁┲茏?。这个报告是让他确定后开始执行。这样的报告报给了所有领导，而且都有签字同意，就等他本人看过签字生效了！
他不能接受！他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如此重要的承诺，怎么会说改就改了？全球招聘，等于全球性的影响。如果这样朝令夕改说了不算的话，他朱校长还怎么面向世界招聘教授？他本来以为深圳市的现代化水平最高，为了吸引人才到位，承诺很高条件，以示优待，而当你真到位就不这样了！如果大家知道了朱清时这么有影响的全球遴选校长，都受到如此对待，国外专家们谁还敢相信你深圳的承诺？所以，他当即拒绝签下这个合同。
大半年过去之后，新市长上任，房子有了着落，朱清时才接受合同。
房子是在香蜜山小区。小区中诸多高楼排列得森严壁垒。其间两栋是属于市政府的。他的房子就在这两栋间。虽然也是二百平米，但产权归政府，免租金给他住。要等他工作五年后，如果表现优秀，政府可作为奖励，奖给他。如果政府认为他表现不够优秀，那么房子也就不会真正属于他的了。这也与当初猎头公司的诚诺不一样了，但他不得不做出让步?；褂泄ぷ史矫妫俗龀隽巳貌?。
他不希望为自己的待遇问题占去过多精力。因为学校等待他的事情太多了，他必须全身心投入。他将太太从合肥那边接过来，马上动手请人装修房子。结果，房子装修好了，太太却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偌大一幢楼，到了晚上怎么没有一家灯光呢？而打开水龙头，全是浑浊水锈。这样要放多久才能放干净呢？两栋大楼空置，只有他一家居住，没有保安，没有物业，他这才明白，深圳给他提供的这套房子是在一栋无人入住的楼区，如悬置荒岛。
太太抱怨他粗心粗到了如此程度！而他却说太太的心很细，发现了只有他们家一处灯光。
常人最关注之处，他却有着惊人的忽略。于是，只能将房子闲置，继续留守宾馆。老伴前后来过三次，不愿长住这里，毕竟找不到家的感觉。
朱清时在这里已经住了将近两年。每天，他都要给老伴打个电话，以免惦记。而今天他就是因为打晚了电话，老伴打过来了。他告诉老伴，因为记者采访，他没顾上打电话。老伴一张口就是这样的口吻：又见记者了？不是让你不要见记者吗？你已经说得够多的了，你多见一次记者，多暴一次光就多得罪一次人，你就又要多消耗一些的！他只能细语呢喃，安抚老伴。终于，放了电话。
他苦笑着说：老伴在这里时，无法替他分担，他还要想方设法让她过得好，让她心情好，不在一起，他的压力会少一些。打个电话，好好好，就算了。在一起时，常?；嵛桓鑫侍庹酆眉父鲂∈?。
以前，我做的事儿，她不管，你当校长是你单位的事儿，回到家里是家里的事儿，她不过问不管，可到了这里，她不能不过问，替你担心。她认为到时候人家让你下台，不如现在见好就收，全身而退。
太太是他的入团介绍人，也是他的中学同班同学。那时候他发奋读书，是“白专典型”，被列为批判对象，却因当时的副校长党支部书记艾淑斌的庇护，化险为夷。她深受学生拥戴，被称为“艾妈妈”。在她的关爱下，朱清时获得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在政治环境恶劣的时代，加入了共青团，从此奠定了他的人生路，也奠定了他的爱情之路。艾妈妈在十三中（华西中学）?；ち撕枚嗉彝コ錾聿缓茫醋陨矸芙难?，并将其送进大学，成为国家有用人才。那是１９６３年，考大学是非?？粗卣伪硐趾图彝コ錾淼?。而这一切，都体现在学校的鉴定上。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孩子，原本是无法沾边重点大学校门的。但是在艾妈妈的一支笔下，救了这些有才华的学生。除了朱清时考进中科大外，还有一个同学是右派儿子，也进了北京一所重要的医学院。为此，朱清时等学生们一直对他们的艾妈妈感恩不尽。
童年给朱清时的人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父亲天资聪颖，１９３６年考入华西大学。当时只招七人，父亲考在第二名。１９４０年毕业后，美国教会人员动员他们去美国。母亲闻讯后，带着两个哥哥从乡下奔波了两天两夜，赶到了成都。已经准备好远行的父亲，只好放弃出国，在成都租房安家。那时候朱清时还没有出世。
没去美国的父亲，却在后来的日子里，突遭噩运。他是学社会学的，进了政府工作，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新政权留用伪政府人员，父亲便当了会计。因他处世不够圆滑，守规矩，花钱省，使领导不高兴了。在“三反”运动中，遂被定为国民党残余分子钻进革命队伍，成为专政对象。
朱清时说：“在我整个青少年时代，父亲的问题一直是个沉重的包袱，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还记得父亲被判管制一年的消息传来那天的情景，对于读书人家这是盆难以忍受的污水，当时全家人绝望地抱团大哭。”
兄妹七人中，他排行老四。他说他特别佩服母亲。母亲从未对他有过什么言教，绝不像现在的家长对孩子耳提面命，苦口婆心。因为她每天要为七个孩子吃饭奔命，根本无暇跟孩子们说话，但母亲的身教，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生和性格成因。他说有一次，他跟着母亲去探视父亲，母亲怕父亲轻生，隔段时间就要去探监。母亲拉着他，从白天走到黑夜，一直走了十六七个小时，蜀道之难，在他幼小心灵打下深刻烙印。硬是从成都走到了金堂县的父亲劳改之地。
母亲非常能干，非常辛苦。为了养家糊口，她每天干最繁重的活儿。铺路需要碎石，她去河滩拣鹅卵石，一锤锤敲碎，按立方卖。那些碎石浸透了她的汗水。她还去给工人洗衣服，那衣服全是油腻，相当难洗。她挣的全是辛苦钱，还极少。有一天很晚很晚母亲才回家。一进门，看到屋子里很冷，灶膛没有生火，孩子们没有吃饭。疲惫不堪的母亲突然绝望地将手里的东西扔到地上，失声痛哭起来……他的两只大眼睛瞪满惊惶。这是他见到母亲惟一的一次哭。
她们全家那时住在一个破庙里。最穷的人，才会住在这种四面透风的地方。没有门，只用一个破草廉子一遮。母亲怀着弟弟，当晚分娩时，家里来了亲戚，母亲吩咐亲戚烧一锅开水，拿剪子，在开水锅里洗一下，放火上烧一下，然后，就剪断脐带，然后把带血的脐带团弄起来，开始擦洗婴儿。这一幕浴血的生命降临场面，都在这间简陋的破庙中完成。这一切都被他那双大眼睛盯牢。曾看过他童年时的一张照片，面部瘦陷，眼睛奇大，黑白眼球间有着一种深刻的忧郁和敏感。绷得很紧的嘴角，凝聚着一种顽强的意志。这张照片仿佛是在这样的场景下摄取的。
人的表情很怪，有时童年时的一个表情，奠定了人生的主调表情。
母亲第二天就起来做活，没有躺下休息一天。那种生命力，太顽强啦！他认为现在的妇女，再无母亲那种生命能量。他认为这是人种在退化。母亲为他们七个孩子奔命，不但没被拖垮，相反还能腾出精力为政府做事情，成了积极分子。她有文化，有热情，能讲能做，深受欢迎，她还被评为先进人物，被报纸电台宣传。他从电台里听到过母亲的先进事迹，深为母亲而自豪。
他知道母亲挣钱非常不易，很懂得珍惜东西。母亲派他们做事儿，做好了，让母亲满意了，就会给他一百元的奖励。那时的一百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分钱。他会立刻跑去街头，租看连环画。成都当时有一条街，全是旧书摊。他最喜欢到这里看书，这是他童年的百草园。他没有别的兴趣，只喜欢埋头读书。他一看就是大半天，忘记了一切，却独独无法忘记饥饿。
11岁时，他进了十三中读书，开始独立生活。
或许因为这种独特经历，他对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非常理解。他认为有些孩子从小就与众不同，不喜欢交际，不喜欢凑热闹，只喜欢安静，从小就有成人的读书能力和定力。
正是在书摊上的读书经历，开阔了他的视野，让他爱上了自然科学，爱上了文学，也让他的知识面得以拓宽。他看到现在的学生拥有那么多的书，他说，当你有一本书的时候，会非常珍惜，捧在手中，有十本书时，就会放到书架上，而有一百本书时，你再也不翻了。只有当你买不起书时，你才是真正读书的时候。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早立志，在朱清时的身上，得以证明。他是典型的逆境立志、逆境奋斗出来的骄子，他完全凭借自身的努力而改变命运。正因如此，他才崇尚真才实学，求真求实。
这种依傍奋斗，创造人生价值的坚定信念，在他出国深造的那些年，凸现得更加清晰。从1979年，朱清时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出国进修人员，到美国华盛顿圣巴巴拉大学从事激光光谱研究，到转入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半导体激光光谱红外线多光子离解等的研究，到1981年6月第36届国际分子光谱学讨论会上，邀请朱清时做分会讨论的主席。这期间不过两年。但是，他却达到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高度，他说他那天，站在主席的位置上，已完全忘记了因家庭出身而遭受过的种种屈辱。
他还说，在一次学术会上，我的老师向与会者介绍我时说：“他几周内做完的工作，美国学生通常要干上一年。”这样评价，对他太重要了！他坦言：“给我的自尊心带来的快乐，补偿了第一年生活中的全部苦恼。”
他的励志人生，顶着压力，改变命运，激发着强烈的成功欲望。这是他人生中的主调，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生命轨迹。他坚信这样的人生观，并以此教育和影响学生。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不高，其原因就是因为国家文凭成了万能通行证，用不着提高质量，只要混到文凭就好使，就决定了前途。南科大文凭没有国家担保，完全取决于真质量，真本事，文凭自己的含金量由社会检验。哈佛、剑桥、ＭＩＴ，社会认可，市场认同，而不是国家文凭保险箱。他就是希望他试验班的学生们，能够在南科大靠自己的奋斗得到真文凭，去竞争，去说话，从而证明自身的价值。说到底，这也是基于他这样的人生经历或经验。然而，这些孩子会不会都成为你朱清时这样的幸运的成功人士呢？
都云漫漫人生路，其实，说到个体历程，还是很简短的。从成都到合肥，到青海，到美国，到大连，再到合肥，直到深圳……就这几个驿站，十多分钟，就讲完了他的一生经历。
人生苦短，但叹息和感慨，却绵长而久远。
一边要负重，一边还要忍辱，还爱面子，还有不容轻慢的自尊?；挂簿坎呗?，读懂政策，还要善于跟人沟通，尤其要跟有权力的人沟通?；挂行姓ぷ骶椋朴谕沤崛?，要体恤关心下属，要宽容，还要有人格魅力，还要……南科大到了最困难时期。他如是说。
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我问他下一步怎么打算？朱清时说，作为一个校长，在做一件事时，他看懂了，但他不会放弃，他一定要坚持做下去的。比如居里夫人，她做试验时，她知道很多放射性物质会损害身体，却绝不会因此放弃试验，直到受害而殁；还有干将莫邪夫妇铸剑，明知道剑到最后炉火还差那么一点，铸剑不成，莫邪跳进炉膛内。因此而完成一双惊世宝剑……
那天，由这个话题而谈到了悲情的梁湘。朱清时说：假如梁湘再回来，他还是会选择继续干的。
握别时，感觉他的手好凉。
第六章“去行政化”这个悖论所带来的尴尬
去行政化究竟何意？简言之，就是去大学里面的官化，还大学以本来面目：“教授治校”。其实，这不是朱清时的发明，而是他的一种回归理念。他觉得目前的大学因行政化太强，导致大学偏离原点太远。
从1917年蔡元培提出的“教授治校”，到２００９年朱清时的“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差不多相距一个世纪。
朱清时上任后身体力行从南科大做起，去行政级别。他希望南科大这张白纸一开始就保持纯度，相当于无菌操作，真空包装。他在诸多法规条文中，首先需要抓的就是《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后来被称作中国高校“第一法”?；褂兄贫├硎禄岬牟莅?。他明白，只有尽快建立起这样的法律条文，才能真正理清与深圳方面的关系，让其最大限度地放权。只有建立了理事会，政府方面才能不直接插手学校的事情。可惜的是，理事会至今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他的“去行政化”也好，“教授治校”也罢，只能是杜鹃啼血式的呼唤。
一个优秀的大学校长，首先要能提出一个清晰的办学宗旨，一个明确的发展模式。就像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主要借鉴的是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模式，郭秉文在东南大学引进的美国教学与研究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的大学模式。梅贻琦是既充分继承传统儒家优秀教育思想，又完美吸收现代西方教育哲学，形成别具特色的大学教育思想。他认为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研究学术和造就人才的统一，才是大学之道”。朱清时的南科大试验，与梅贻琦的主张最接近，但朱清时比1936年的梅贻琦晚了75年。
有位教授说，国内高校目前两个身份：一是行政化机关、衙门，另一个才是学校。
朱清时深知，如果不“去行政化”，想办好一所与众不同的大学？门都没有。
然而，他的“去行政化”究竟在当下能起到什么作用？对筹建中的南科大利弊如何考量？
自从朱清时喊出去行政化以来，他就在一种悖论中挣扎。他一方面不希望行政化干预，一方面又不得不求助于“行政化”，而且需要不折不扣地按照行政化的方式与深圳政府方面对接。大事小情都要请示报告。在一个最不想要行政化的校长身上，却又不得不以一种中规中矩的行政化方式行事，这种悖论一开始就让他吃尽苦头。
作为创校校长，他还没有完全跨进门里时，就因新校舍设计方案而开始了遭遇战。
中标的设计方案，来自四家公司。他们为了得到即将就位的校长认可，格外热情地介绍自己的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由奥地利人设计的?；蛐碚飧龇桨冈谡斜昶诩浜苁艹璋桑碌乩慕ㄖυ诟烨迨狈庞郴玫破?，显得格外自信，甚至有点趾高气扬。
屏幕上色彩纷呈，光影斑驳闪烁，奇妙地展示出建筑师的奇特构想：就像在他眼前突然打开了珠宝箱，满眼的珠光宝器。如玉的玻璃幕建筑群绕山而围，等于豪华地包裹了山的自然风光。把朱清时看得目瞪口呆。
“建得太豪华了呵！这哪里是大学校园。” 朱清时半天才张开嘴，一句惊呆了在场的人。
朱清时这样感慨：“我们新校园里面有几座山，中间有一座山，他们设计的建筑是围着山建了一圈儿，连起来的。你说壮观吧？一座大楼，里面包着一座山，一座真的山！是吧，很有想象力。房顶是平的，人还可以在上面走，很豪华也很现代派！但是，这不像是大学校园，像一座超豪华大酒店，一座公共娱乐场所。”
朱清时没有给建筑师面子，也没给所有人的面子，包括市领导。他水火不相容的批评，让人惊叹：这个小老头好厉害！头一次亮相，就让人吃不消。
通常情况下，市里面已经通过的设计方案，新来的校长识时务，就会随弯就市，顶多挑点小毛病，可是朱清时眼里容不得砂子。他要的就是取消行政化，要的就是回归传统，办一所真正的大学。他的理想的校园，是现代书院式的，老师与学生生活在一个空间，那是一个全天候的教学基地，也是睡觉的地方，这颠覆了学生宿舍的概念。教授就住在学生楼上，交流起来平等自由。其目标是实施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全面教育体系。
那是个温馨的“家”的建筑，而绝不是行政化色彩显赫的“官府”。他要的这种模式与官化大学完全相悖，也跟奥地利人的设计南辕北辙！
大学（university）这个词来自拉丁文，意思是行会。大学最初是个行业组织。欧洲中世纪，修道院里开始出现这样的团体。他们抛开宗教束缚，大胆追求学问和真理。这些行会没有固定场所，房子都是租来的。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大学是一群没有成见，没有束缚的人们组织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研究学问。任何不为社会所容的思想，任何世俗不能接受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面谈。
朱清时阐述了大学性质之后，他说了自己对大学建筑的理解：
“大学校园首先要厚重。什么叫厚重呵，就像到欧洲修道院去，房子很小，门旧。但你进去后，就不敢大声说话了，那种气氛左右着你的情绪。什么叫不厚重呵？大家进去就想喊一声：‘哇！’大家都会兴奋起来。就像进了剧院，进了球场，叫人亢奋。这就是不厚重。剧院球馆确实是要叫人兴奋的，而学校则不然。进来什么都想看，就不是学校了。而进来什么都不想看，不想参观，只想坐下来安静地学习，这才是学校。我们的校园盖成你们这个样子，进来后这儿想看看，那儿也想看看，心静不下来，这就完了！”
“那你心目中最好的大学校园是什么样呵？”有人发问。
朱清时说，你到欧洲去考察那些大学，是什么样呵？在场人就说他是古典派。
他说，我并不是想让你们复古。我要你们设计出真正的大学空间，大家一坐下来，就会安心读书。怎么设计，那是你们建筑师的事儿。
奥地利建筑师不容人说他的作品不好，更何况是推翻他的方案。他咆哮起来。他不理解面前这个清瘦的老头儿怎么这样霸气而固执！
既然不能调和，设计公司要求索赔。他们说：“我们都设计好了，校长不干了，政府要赔我们！”朱清时希望一次性赔偿清理完算了，另外再招标。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政府方面还是希望改好方案。
遭遇战并不因朱清时的强势而分出胜负。双方争执的结果，他们说不过他，就打出了最后一张牌：“你不懂建筑！”
那好，不懂不是吗？给你们找来最懂的。于是，他邀请了国内几位著名建筑专家成立顾问委员会，由他们来决策南科大的建筑方案。这些人一听他的想法，全都赞同。朱清时让这些建筑专家去跟市政府对话，更有份量。这是借势。借势与造势，都是他的擅长，但顺势呢？可能是短板。
“这是我来深圳建南科大打的第一仗！我还没正式来，就陷入其间。等正式来，他们就想让我签字划圈，我当然不干了！南科大房子建成这个样子，校长居然会同意，那我就会被人骂一辈子！我知道我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只不过这样影响了一些人的利益。唉！没办法，要把南科大办好，得罪去吧！”朱清时面露无奈。
建筑专家最后结论：推翻原方案，由四家公司重新做，各做各的。每个人一个，互相之间没有关系。这样的局面，由深圳大学一位建筑专家来统筹，做总建筑师。
朱清时在西方大学里呆过多年，自然对西方的校园感受深刻。他要建一流的大学，他希望校舍也有着那些一流大学的风格特点。不久前，笔记去了加州，参观了几所大学的校园。那些校园跟我们扩建更大更新的校园迥然不同。我们讲得是气派，豪华，差不多一个模子：特别注重大门的设计。显赫、雄伟，老远就能一眼看到。一进来，一个大广场。中轴线正对面一定是行政办公大楼，然后旁边是图书馆，教学区，试验区、教职员工区，学生宿舍区。这样的校园内有两处建筑对比鲜明：行政办公大楼与学生宿舍楼。一个最显赫，另一个最不显赫。这让人想到中国的早年建筑，皇宫与民宅。仅从这样套路的建筑格局，就可以窥出中国的大学行政化的色彩何其浓重！
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可惜我们现在的大学城内，只见大楼而不见大师。梅贻琦还多次提醒清华同仁：“勿徒注视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根本没有校门，没有任何气派可言，你在不知不觉间就被绿色包裹进去了。满眼看到的树木比建筑物丰富厚实。有很高很奇伟的大树，根繁叶茂，令人啧舌。校园绝无一览无余的开阔，却有着诗意的园艺式的清幽。建筑物是那种欧式的仿古风格，亚红色的，容颜陈旧。所有的建筑物，没有一点张扬感。每一栋楼房前，都有大树，而再高的楼房，也都没有树高。
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也是这样的建筑风格，走进去除了那只著名雕塑“哈佛的脚”被来人抚摸出一片幸运光亮之外，其他的空间丝毫感觉不到这里是世界上如此闻名的学府：没有任何显赫之标记。既无府门也无高墙?？梢运灯狡降?，像个随处可见的生活小镇。
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曾对建筑下过这样的定义：建筑是组织人们的生活。我们的大学建筑与世界一流的大学校园相比，彼此在“组织”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理念。
回头想一下奥地利建筑师那个奇妙而夸张的“喧哗式”大学建筑，之所以能够中标，能够得到深圳的有关人的赏识，这也不奇怪。外国建筑师面对当今的中国建筑市场，他们惊叹：在国外几十年他们也没有机会去做这么大的建筑！一个建筑师的成功，需要大项目支撑的，而国外的城市都静如百年不变的湖，哪像中国城市刮阵风就会大拆一片。你离开一个城市一年半载，再回来时，就会崭新得令你眩目。外国人很聪明，并不去研究你的教育改革什么的，也无须真正通晓你的深层次的文化底蕴，他们只需要弄懂当官的最喜欢什么，就ＯＫ了。他肯定看到过深圳的市民广场，他认为这是一个年轻而追求华丽的城市的重要外衣。这种阅读虽然肤浅，却很有用处。他们成功应合了眼光而中标，却无法赢得这位创校校长的认同。
朱清时的“去行政化”第一步是去行政级别。第二步是先建学术团队，后建管理团队。去行政级别，是最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举措，然而，仅这一步，就让他陷入窘境。
去行政级别，就像解除了自己的武装，自裁羽翼。教育界学者认为：“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角度看，如果大学一味要求‘去行政化’，这在一定程度，意味着大学自动放弃了话语权，是主动缴械。大学以为就此可以摘除紧箍咒摆脱控制，但在一个连和尚都有级别的官本位社会里，你连说话的分量，甚至机会都没有，还能有多大作为？这样非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可能让大学活得更加窝囊，而且有苦无处说。”
你没有行政级别，连相关文件都看不到，你也不能参加相关会议，因为这些都是按行政级别对接的。朱清时在中科大当校长时，每天会接到很多文件，有些与他无关，但有些同行业的对他很重要，尤其对于及时了解或掌握上级的相关精神，是不能不看文件的。但他在南科大去掉了行政级别，就什么文件都看不成了。
社会是按行政化编程序的，而他们没有行政级别，就等于游离了程序之外。他反复解释学校由学术来指导，不按行政级别定岗位了，原来的副校长一定是副厅级、系主任一定是正处级，现在不定这个级别了?？赡芙淌谝幌伦由礁毙３?，也可能从副校长位置下来了，就是普通教授。本来学校筹建需要精明强干的行政管理人才，但是，你不是去行政级别了吗？就招不来满意的管理人员。一般的管理人员有得是，但真正的骨干人员，副处级以上的，几乎就没有人来。南科大前途未卜，很多人都在观望。
这个期间，也有人或许出于好奇，过来应试。但不转工作关系。在众多试水者中，有一位原来的政府官员，对朱校长的办学理念，非常赞同。他对朱校长的人品也十分倾慕。当他们坐下来从中国教育的现状，学校筹建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学校未来的走向等问题交谈时，彼此观点十分接近。朱校长万分欣喜，以为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助手。果然，这位中年官员工作热情非常之高，能力也非常强。凡是交给他的工作，都做得很到位。朱校长遂委他以重任。他等于替朱校长扛起了半个担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信得过的人，在学校进入最关键的时刻，也就是说用人的节骨眼上，突然不见了！好多事情都得他出面，好多人都在找他，找不到他就都过来找朱校长。人们急得如同火上房子，这个人却杳无音讯。突然间，朱校长手机接到了一条短信：“朱校长，谢谢你的关照，我决定还是要回原单位了。因为我回去才能被提拔的。”朱校长瞅着短信发楞，他不明白：这么随随便便就走人了？
上级部门又推荐一人，是深圳某学校的管理干部。此人帅气中透着机灵，思维活跃，举止间看得出他的机关素养。有意思的是，不是朱校长选择他，而成了他选择朱校长。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到这来，是有条件的。问他什么条件，他说我要当负责人，哪怕一个部门也行，哪怕先副职后正职也行。
朱校长一笑说，“你还年轻，机会很多，需要有段时间展示你的才能。南科大是以一个人的才能给他定岗位的。你还没有展示，你就先展示吧，南科大不会亏待你的。”朱校长以为这样回答很圆满了，看到他离去的样子，还以为他是高高兴兴离去的。
次日，他又来到校长办公室。朱校长很高兴，以为他来上班呢。却不曾想几句话将他弄懵了：“朱校长，我还是不来了。我来的前提，就是要一来就做负责人，否则，我就不来了。”既然不来，你怎么又来了呢？他见朱校长面露困惑，便进一步解释道：“我是专门来告诉你的。”说完，一抬屁股，客客气气地走了，把朱校长完整地晾在那儿。朱校长说他从未遇到这样跟他说话的。朱校长那个感慨呀！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会这样？他们这代人哪有要官的呵！给都谦让，说自己不行。现在的人怎么这样，还没等工作，就伸手要官。
一个要官要不来的人，会影响一批人。其他人知道没有这种希望，来都不来了。这个人的经历，居然会有很多人共鸣：我们去南科大，你连官都不给？我们凭什么？
朱校长办公室里需要一台电脑。这是必备的办公用品，但办公室人员告诉他，要打报告报批的。一台电脑，也要报政府批准？购买任何办公用品，都是属于集体采购。什么叫集体采购呢？政府有个采购办公室，你要先报预算，他们汇集来自各部门所需用品，去招指标。中标人要去签合同。然后，再送货，再送到需要的单位。这样的一个过程下来，需要两个月时间。
这种烦琐的行政化程序，与深圳这样的城市不合拍的。好在，深圳的办事人员学会了走捷径。因为招标，必须采购办确认名单上的商人，才能来投标。商店、公司、工厂进入名单。这些招标单位对政府有着充分信任，他们知道你需要的物品列入计划了，就没有不给钱的。因此，办事人员就会提前去支出，将物品送给你，等政府钱批下来了，再付钱。等于先斩后奏。如此说来，朱校长需要的电脑，也无需等候两个月了。不过，他说他那台电脑是借来的。
南科大筹建中的校区，是从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接手过来的了一个现成校区。验收时发现教学楼楼顶漏水。朱清时想也没想，就吩咐找人来修。一个多月过去了，却没有修缮。他追办此事，下面人很无奈地告诉他，这是修缮工程，要按规定上报的。必须要经过评估、审批、立项、招投标、拨款等步骤，而且一定要有3家以上公司投标。中标之后，才定合同，报深圳市财委申请经费。要几个月以后，才能动工。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办不了，还如何谈改革，创办一步到位的研究型大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深圳形成了一套严谨的行政化管理体系，这也是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的。然而，对于此时朱校长的试验，这套体系竟如此僵化。朱清时表示：这套体系防止行政出错，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效的。但对于南科大这样的新生事物，要买的东西太多了，没有自由支配的经费，寸步难行；而且很繁琐，一件事情都要拖很久。好在他经过争取，市政府决定“网开一面”。
深圳是个现代化水平很高的城市，尤其机场，那玻璃幕建筑有多亮多刺眼，人的尊卑等级就会被衬得多鲜明！宝安机场有很多贵宾室，有人说十多个，也有人说更多。反正有一个最好的贵宾室，是供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进出的。南科大认为朱清时经常出差，就应该进出这个贵宾室。但学校按规定给政府打报告，却未获批准。再经请示，同意进另外一个需要付钱的贵宾室。那里也很安静，服务也不错?？墒牵鹊桨旃业娜死慈盟ㄏ┳质?，他惊呆了！八百块。就坐一下？机票才一千来块。他惊呼挨宰。
市政府的驻京办，雄峙于广安门立交桥那里，与深圳的金融中心楼形相似，三片楼体相依，如三足立稳皇城。深圳方面的领导来北京，他们都负责安排。朱清时算深圳请来的高人贵客，到北京公出，南科大认为当然应由深圳驻京办接待。于是，学校就给政府打报告，得到批准。
那天天气非常好，朱清时上了飞机，在头等舱遇到深圳市长。两人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市长很风趣，说他家在北京。他也告诉市长，他去北京参加一个教育会议。下飞机时，驻京办的负责人早早就恭候在机舱出口边，迎候市长。他们一起走出来，接待者扑上前帮市长拎包，眼睛也一直围着市长转，似乎没有看见他。这种眼神让曾经的副部级校长丝毫不陌生，但意外的是，此人在朱清时要跟随他们一起往外走时，却突然转过头说：司机在外边门口接你，打着牌子，写着你的名字。
朱清时愕然：跟市长同机出差，居然还有着不同的接法儿。他只能默不作声与人家分流，尾随杂乱而匆促的客流，出了大厅，果然在门口看到了一块写有他名字的牌子。
司机将他送到教育部开会的地方，要走的时候，并没有跟他交待什么，他只好开口：后天早晨我们几点走？我是十点的飞机。
司机一怔：后天的车还没有安排，我也不知道派谁来。你再问问他们吧。
这话又把朱清时搁那儿了。他心里很不爽。中科大在北京也有办事处，他每次来，都要派车接他，然后，这台车就会整天跟着他转?；褂玫米旁倥陕穑克扔谟殖ち艘淮渭?。以后再到北京，他干脆不用深圳驻京办了，他跟中科大说，仍由中科大接待，计算用车的里程，每年一结算，把钱汇给他们。
南科大的去行政化，像根绊马绳，也绊住了朱校长。他不得不亲自处理许多细节事务，甚至包括敲定每一名员工的工资。一位教授说：“朱校长也非常难，我很同情他。”
北京开会时，一些老院士，老校长们围着他开玩笑：“你去行政化，这回好了，自己挖个坑掉进去了，看你怎么爬上来。”
“我们学校面临的问题除了当下高考的问题以外，还有就是人事的问题。不知道谁说过。只要管人事的只管人事儿就可以了?？墒俏蚁胨担捎谘Ｏ嘤Φ恼鲁坛鎏ń匣郝?，有些人并不理解我们朱校长的本意，将源自官场的恶劣习气带到了这所新鲜纯洁的学校，这是其一。其二即是管理人员对教学活动的不尊重，为了开会讨论一些什么问题，最近两次打断正常的教学内容，甚至还要停课复习。老师们啊。我们的物理作业还没有完成，我们的计算机项目还要讨论，我们还有一打社会学阅读材料要去阅读、去思考！”这是从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中摘录的。从中可见，南科大仍然有行政化的影响。
朱校长上任时，一直以为深圳方面条件成熟，但恰恰深圳的条件并未成熟，尤其“去行政化”的条件。深圳的年轻人早已不是当年的年轻人了。当年他们是要憋着劲儿开创一片自尊的天地。那是一批背水一战的大军，可现在，他需要的人，大都是些平静的优越者，他们只想更优越，而不会想着跟你吃苦耐劳，背水一战。你不懂他们，他们却能懂你。因此，他们是跟你说拜拜的！你在这样的人群中寻找志同道合者，确如唐.吉诃德寻找那些肯于跟他梦回骑士时代的同行者。
条件成熟时，去行政化会有成效；条件不成熟，那便是一种悲情。
在一系列悖论带来的尴尬之后，他不得不承认：在学校初创阶段，还是要依靠行政化，求助政府，他在招不来行政骨干力量时，希望政府派有级别的干部来。为什么他要求派有级别的干部过来呢？因为他能够相中的骨干，一定是在那些有级别的干部中间。而他要将这些有级别的干部在南科大派用场时，将级别暂时挂起来，挂到原单位。而他们将来离开南科大回到原单位，再将级别恢复。就像机关干部派到企业?？杉伎嘤眯?。
问题是，将行政级别挂回原单位的人，就能够真正去掉行政化吗？就拿朱清时本人说吧，虽然他身体力行，自己取消了副部级，但并不等于他这位官场熏染十载的人就能洗尽“官化”。就算他全无官化了，那部下对他的态度，诸如敬重与敬畏，是对官位还是对学术的分界？至于那些大学的校长们，哪一个没被官化？大学校长看重级别，不是官员也似官员。
据载：从1999年开始，国家授予31所大学的校长副部级行政级别，这是决定大学能得到多少资源的一个条件。校长们官化的最典型细节，是参加北京两会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校长们，在两会上掏出名片时，在某校长的名字后边，以括号标明（副部级）。
诸多校长中，不知道是否有以括号标明正局级的。他们可能过去是很好的专家学者，但他们一旦当上校长，就迈入官场看重级别了。校长官员化是大学行政化的开端，你不想沾有官气都不成，只不过程度深浅而已。否则，你就是另类，你这官就做不下去。由此波及到整个大学教育体制，最后大学成为行政机构。这些人还能做学问吗？还能尊重做学问的人吗？
几天前，海南的一所大学就是当官的不把教授放在眼里，奖金发放不公，引发了一场网上热曝。一位大学教授愤然说，他就是因为奖金不合理，不再上课了。因为他是一般老师，奖金向管理层靠拢，他们学校一位教授竞然去竟选保卫处长。他说，现在的大学老师，要是没有当官，就被沦为教奴。有的中层领导，上课不好好讲课，一本教材只讲四五页，把精力用在巴结领导上，想法当官。他非常消积地说，中国教育腐烂了，谁想创建一个干净的圣地，等于在垃圾堆上过滤矿泉水。中国不是去行政化的问题，是政治对教育的专制问题。
大学校长本身就是被作为官员来管理和评价的，如“985工程”中的38所国内知名高?；挂芍凶椴恐苯庸芾恚芏啻笱３ひ郧熬褪墙逃抗僭?。另外，这些大学校长也必须拥有行政级别，才能获得更好的资源。朱清时因为取消了行政级别，有一次开会排座，就被安排到了最后面一排的最后一个。有一位大学校长直言不讳：现在我可以直接找北京市市长、副市长，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能就找不到他们了。
“商人办商业”，“企业家办企业”，现在是官员办大学。在这样的大学里，某些教授更像官员和商人，而某商人却极力向学?？柯８窠淌诹恕Ｕ驹诖笱Ы蔡成系娜?，其显赫身份不是教育家，而是社会兼职，某委员、某顾问什么的，而这些人却在引领时代风气。
中国大学的官化，就像其他协会院所什么的专业单位官化一样，已经形成一片官化土壤。去行政级别容易，但去除那片官化土壤却不敢奢望。有人撰文“撼山易，撼行政化难”。
行政化是一张巨大的网，遮天蔽日，朱清时却在试图找到一个缺口，将其撕破。
朱清时在中科大十年校长间，应该是受官化熏染最少的校长。从他拒绝了安徽省的好意，不接受在合肥再建新校区，而老校区也不大拆大建，就连校门也不改变，简朴如斯，就可以佐证。但即使这样，也不可能不沾染官文化。从合肥的官场离去的那一刻，他心里有种难言的滋味儿。新老校长交接仪式刚一结束，他从台上走出时，没有一个人跟随他，所有人都停下来将笑脸对着新校长，而他这个老校长没人理睬了。他是个极要面子极自尊的人，每每遇到这种场合，其敏感度似乎高于常人。而这种敏感度除了与他童年人生经历相关，与他成长环境相关之外，也与他的十年当官不无关系。
一位哲人说过：怎么说，是因为思想；怎么做，是因为习惯。十年校官经历，或许在不经意间就会露出官化习惯。一位老教授回忆起1999年前后的一件事。他说，中科大兴建一幢六层楼房,本来设计屋顶是平坡。但朱清时去上海发现,当时已经开始时兴斜坡,于是要求平改斜?；ǖ娜瞬辉敢馓砺榉?但朱清时不肯让步,基建最后带着怨气改了。老教授认为“朱的工作方法有改善空间”。这个细节说明了他身上的官化，不容商量，我就是说了算。不知类似的问题在南科大是否有过。但工作人员反应，他是强势校长，下边有点惧他。
在他血液中，官的比例与知识分子比例各占多少？如何说得清？
朱清时适应在简单的人际化关系中搞他的教学，推进他的试验，而一挨复杂，他便不够适应，人际关系的团队就难以建好。他没有基层工作经验。他也没有经历过大都市人性蹂躏，践踏，锻造的过程！他在这方面等于缺课。他高高在上，独步青云，有点儿超然于物外！在中科大就有不食人间烟火倾向！他不联系群众，对院长级干部，都不曾主动联络！据说十年校长间，他只去下边院里几次，而且每次都是陪同上面来的人参观时去的。他虽然口口声声十年中科大校长，但他仍然关在“试验室里”，仍然不会看别人的脸色，仍然不会去应合什么，或者说给别人下台阶！他活得很自我，又是很强势的“自我”！大多知识分子都很自我，但都是很弱势的自我。
“这应该跟朱校长缺乏基层行政工作经验有关,他在到中科大以前几乎没有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到中科大又很快当了校长。”一位中科大的老教授说。“成就带来的光环,并未使朱清时完全与?；?。他调整成教学院等做法,损害部分人利益,为此树敌，他作风强硬,不肯妥协,引发人们不满。”
两名熟悉朱清时的人士都表示,朱清时缺乏行政工作经验，他一直都是从事试验的，他当过课题组长、研究员等角色,几无行政岗位的历练。重归中科大后,他在行政职务上飞速上升。朱清时在四年不到的时间里,从教员“扶摇直上”,问鼎校长宝座。经历的磨难太少，折损太少，揉搓太少。这是他的大幸,也为他留下一些缺憾。
剖析朱清时自身，也是为了说明去行政化有多么复杂艰难！但是，从大处着眼，去行政化又是多么英明。
对国内外大学在办学方面颇有研究的朱校长深知，那些一流大学之所以办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香港政府对大学采取无为而治，只出钱，不具体干涉学校事情；英国政府出了很多钱办牛津大学，他们也给学校足够的自主空间。几百年的老校，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招生除了看考试成绩外，还有个3人教授考核小组进行面试，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英国北部某郡有一个女孩子考了满分，那个郡的人就认为满分了嘛，肯定能上牛津。结果考核小组考察后，发觉女孩子素质不行，不予录取。这个郡的议员要求议会干预，因为这么偏远地区，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好学生。英国教育大臣也跟牛津说情，副首相也去，布莱尔也去。但牛津说这是几百年的传统，学校无权更改考核小组的结论。布莱尔非常失望，有一次和别人谈到牛津时，就说牛津太古板了，不与时俱进。而牛津的学生和老师对布莱尔非常不满，就取消了授予布莱尔的名誉博士。这件事闹得不亦乐乎，最后牛津还是没有收这个学生。英国政府和布莱尔确实干预了，但绝对没有说，钱都是我们政府给的，你不能不听话。牛津大学腰杆这么硬，连首相也不给面子。
竺可桢时代，浙江省主席的女儿报考浙江大学中文系，由于数学差2分，竺可桢不同意录取；浙江省参议会议长张毅夫的儿子数学差也不予录??；为此，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及省府秘书处处长先后出面说情，竺可桢坚决不给面子，绝不放行。最后到底官员们没有再来干涉。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让学校按规律去办成最好的学校。
相比之下，南科大这只燕雀被体制的大手撰着不放，握得紧了，不会舒服的，所以，他需要喊着去行政化上任，免得事事都被行政行为干预?？上?，由于没能及时建立健全一套制度和法律来保障，即使与深圳政府有言在先“去行政化”，那么政府仍然以行政化的方式，否定他的“去行政化”。这就是政府方面的悖论。
《凤凰卫士》那次讨论有人认为去行政化，是对当前学校的大不利。不可能。凭什么别的单位有行政化优惠，学校没有呵？给你待遇你不要？这怎么可能？
朱清时当时的回答是：去行政化本身就是在“引领中国文化，让大学回归到大学本来面貌，本来的标准。那是以学术为尊，这是大师辈出的年代的标准！”
没错，去行政化的确是一个不能通俗化解读或简单理解的主张。他蕴含着巨大的改革驱动意义。尤其对当今中国的大学?？梢运?，惟去行政化，方能救中国大学。惟去行政化，方能救国民素质。问题是，什么时候喊出这个口号，并身体力行去试验才是最佳时机？
勿容置疑，南科大是在教育部和深圳之间寻夹缝生存。南科大是燕雀，教育部和深圳政府是两根捆绑的绳子，只要稍一用力，就难以支撑。但，燕雀却以最坚韧昂扬的姿态，迎风挺立。在躲避了一周之后，朱校长终于不再沉默，又一次从合肥那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有几分悲壮也有几份不屈不挠，如杜鹃之音?；蛐碚钦飧錾舻恼倩剑姓托７揭丫急负玫牧礁隹汲?，终于形同虚设，到了高考这一天，门可罗雀。试验班的４５名学生，无一走进考场。他们为此迈出了人生乐章中悲壮的一步！
朱清时是以壮士的悲情，回到了他的南科大：塘朗村口。天气完全炎热，又是一个阴霾天。小小园区，在无风的炎热中，犹如被盖在蒸篓里闷蒸。上得台阶，敏感的院士校长便察觉周围的空气已经发生了骤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也无法回到当初。
“被高考”这场狂风暴雨表面上已经过去，但，人们的表情却不曾放松。都没了笑脸，都在低头瞅电脑，似乎都那么心事重重。这场高考实质上并不是在考学生，而是考核学校的每一个人。在这场面对高考态度的分界线上，表现积极的人，在朱清时面前感觉很没趣；而抵制高考的人，也没有解除应有的压力。朱清时费尽心机打造的团队，瞬间就失去了彼此的信任。虽然还没有两名副校长，但毕竟有了好几个副主任。对于一个去行政级别的学校而言，副主任与副校长也没有太大区别。但现在，人人自危，人人戒备，人人都不开心！这是一个脆弱的团队。朱清时在电话中对我说：内部的问题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人性太复杂了，在大是大非面前才能暴露无遗。
人对权力变态追求，明摆着不对，但大家一窝蜂去做，按照一个命令。权欲是个人的，个人带来好处利益；而行政化是一片人，一个集体行为，一种倾向，一种风气，一种结果，但并非是好的结果。可能是一群人在忙活着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他是个认真的人，他曾认真跟各层面的人宣讲过他的办学理念，他的“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是得到过所有人认同的。却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呢？教育部用一系列违法的事，干一件蠢事儿。大家心知肚明，却一窝蜂来做这件蠢事儿，真不可思议。绝不是个别领导的问题，手下这帮人上上下下，都是这样。没有自己的脑子，建一流大学能靠这些人做吗？
他认为人家没脑子。只有耳朵。事实上，他们脑子太复杂了，而他却相对太简单了。人家并没有像你自己把南科大看得那么重大，那么有使命感！那是你的事儿。你干好了，是市里的光荣，也是大家的光荣，到那时，都会抢功的；但你做不好，你自己兜着走吧。他们会说各自没责任。这就是现实。他以为大家皆浊我独清。事实上，大家都明白惟你看不明白！你太不了解深圳的复杂土壤了。
行政化培养出的这一代人，均有变色龙的本事。八面灵珑，见风使舵。而朱清时怎么可能理解到这个份儿上呢？
在校长眼里，他们就是机器，热的时候，跟着你一道发动，轰鸣：高喊理想，高喊倾城之力创办好南科大，去行政化，自主招生，自授文凭，这些口号都喊得震天价响，可是，等到教育部文件下达时，这些机器一下子关闭了，连点余温和响动都没有。仿佛他们从来没有跟你一起喊过，干过，他们甚至连记忆都没有了。校长对这些人非常生气，他认为凭这些人怎么可能办好南科大呢？
这些人是在官场上混，他们是装傻，装得没有记忆。他们难得糊涂。而真糊涂才是院士的书生气！人家最明白自己要什么，利益在哪里，什么时候该装傻，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当你将自己与领导摆放在对立位置时，这些机器怎么可能为你发动呢？！
喊着去行政化的校长，其实，自己都没弄懂身边的行政化。这些人跟行政化有着怎样的血脉关系？行政化的水有多深？在行政化这一门学问当中，朱校长绝不对不是院士，专科都不够！这才是朱清时在南科大“去行政化”试验中遭遇到的最大的悖论！
距高考最后一天，我又见到了朱清时校长?；乖谒淖〉?。他的情绪虽然看去比较平静，但他的内心显然无法平抚。他仍然有着太多的担心，太多的焦虑。他说他要跟我谈他这些天来，一直被困扰的问题，他有三大怪异：
怪异一，深圳人人都在喊：倾全力创建南科大，可两年间没人问我究竟如何建，我打报告，他们也批，但没进脑子。我一来就在讲这事儿，没人表态，都赞同，我就以为一路绿灯吧。结果，教育部文件一下，市领导一表态，所有人全转向，过去有无记忆都不知道了，他们记忆差得惊人，这么没主见，上级领导说什么是什么？
怪异二：深圳好话说尽，请你来，结果人来了，他们就忘了当初答应的条件。没人关心你。我呆住这里两年，他们也知道，却没人来。分给你的房子，整个楼没人住。物业公司说，我们也不能为一家找物业公司呵。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儿，也没人来给你解决。连住的房子，都安置不好，政府也不想办法，我们学校也不想办法，我又不是厚脸皮的人，只好逆来顺受了。
第三个怪异：教授治校。说好了，刚开始来时，志同道合，结果每个人权欲都很强，不干实事儿，都想捞官，捞好处。这些都是深圳当地的，我想去外地招人，我没有得到授权。政府找人，我又不合适。这地方土壤不行。两名行政副校长明天就要常委会上定了。常委会通过，我能说不行吗？深圳没有创办一流大学的土壤。这绝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
现在学校已被撕裂了。开始有人猜测我会辞职，好多人认为辞职是很自然的。如若苟且做校长，那就没意思了。该辞时不辞是堕落，不该辞时辞职，是不负责任。现在是到了该辞的时候了。
正谈时，他的手机响了。从口气能够感觉到对方是领导。而且要过来看望他。说是请他吃饭，他说：吃饭就不必了嘛！领导问他时间，他说十点半吧。看来，领导知道他要辞职，专门过来安抚他吧。
他说要去理发。我这才发觉他的头发确实有点长了。他希望把自己收拾得精神一点，与市领导见面。当然，这也是近两年来，领导将首次光顾他这里。我望了眼窗外，天气还是非常闷的，屋子里仍然觉得不够敞亮。
我问他辞职大概选定在什么时间？他答：可能要半年左右吧。我要到处募捐，找到一些赞助，把学生们一个个送到国外，我才心平气和地离去。
我起身要走，他说他要跟我一块出去理发。于是，我们在东门街口分手了。他仍穿着深色衬衫，略低着头，脚步很快，穿越马路。汇进人流中时，他像个很普通的瘦老头儿。
尾声：故事还没有结束
几乎所有关心南科大的人都在为外患担心，却谁会想到，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内忧”：《南方周末》的《南科大内忧》和香港科技大学三位教授的揭露式文章《要改革，不要口号》，一石激起千层巨浪。让风口浪尖上的南科大遭受致命一击！
《要改革，不要口号》，文章分为六个小标题：1、“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绝不是高教改革的核心；2. 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而是“文革”；3. “高校去行政化”不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口号；4. “教改试验班”是为口号服务的人质；5. 校长不能脱离监管为所欲为；6. 无制度设计不足谈改革。摘录其中一段：
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只是“表”，而教授质量、教育质量、管理质量才是“里”。无论国外还是国内，从根本上能支撑高校“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的是一个学校建基于教授质量教育质量之上的“质量信誉”，而不是具有这些权力本身。
如果只争“自主招生，自授文凭”权，而避谈如何提高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措施，则无异于只追求教改的形式而忽略教改的本质，这种徒有其表而无其里的所谓高教改革注定是既误人子弟又贻误高教改革机遇并最终贻误国家发展的口号喧嚣。
南科大既没有管理团队也没有学科框架，既没有学术团队也没有学生教育培养大纲方案，既没有清晰学校定位也没有清晰发展路径图，既没有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与问责机制也没有外部监管问责法规，也就完全无从谈起建设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所必需的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的具体问题。但沉浸在偷换概念的口号喧嚣之中，完全远离了办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正途，实在于南科大筹建无助，于深圳建南科大初衷不符，于国家高教改革无益！
如此犀利的文字，不仅是将南科大曝光，也不仅是揭露，而是烈性炸药，让世人皆惊、舆论大哗！
有人称檄文，家长们则说“落井下石”，有人称快，有人愤懑。南科大顿陷风雨飘摇中。
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杜撰；文字情绪或许过激，但却论述清晰，似无懈可击。以改革光环照耀的南科大，之所以能够令人眼亮，无非在打西方一流教授的这张牌，无非是拥有院士或名教授讲课，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教育环境，一流的教学质量。朱清时校长雄心豪言的强有力支撑理由，最堂皇的保证，最拿手的好戏，就是教学质量。这是家长和学生们确信可以培养一流人才的学校?？墒?，因为这篇文章，揭出了教育质量问题，且内部各种问题都出来了：真正全职教师只有两人，而各个团队都没建立，各项制度也都没健全，连滚带爬招生，仓促安排教学，连４５名学生正常的课时计划都没做好，经这样的剖白，南科大顿陷一片诟病之中。
家长们出来反驳了，以公开信的方式。认为港大三教授是“落井下石”。
网友们针对三教授的文章发出热议：
热贴１：“此文是难得的一篇好文章！分析和论述的透彻之至，将非常有益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全面分析了南科大筹建以来一些严重的内部问题，同时也道出了内部真相，以供公众和媒体参考。我想公众和媒体应该冷静的思考。出于对学生利益考虑，建议学生家长也要冷静的思考，一些学生家长应该去掉对某人的个人崇拜，认真冷静的分析一下，看看南科大吧，现在已经成为了某个人的私塾了；朱校长时常在媒体上发表一些空谈，而忽略大把的实际问题不做，已经完全背离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初衷。高教改革需要实干，不需要哗众取宠和混淆视听！”
热贴２：“英语和尚乱念经!!建议这几个博士先在国内高校调查或者行政管理5年,再来写文章!----你们以为在国内办这样的事情是喝咖啡一样轻松啊???还‘第一步起就走歪了’，见鬼！按你们的喝墨水出来的思路，还走第一步?你们将寸步难行!!!站着说话不腰疼!!!坚定支持朱清时校长,支持南科大,支持45名好学生!!!!! ”
热贴３：“朱校长的想法是摸着石头过河，边做边完善制度。三位教授的想法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先有制度，然后才开始做。双方都是正确的，因为都肯定制度是必须要完善的，分歧只是在时间的先后。其实本人是较倾向朱校长的看法，改革和试验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了，那就不用试验了，因为照着制度去执行不就行了么？改革本身就有非常大的风险，需要非常大的勇气，也需要社会和政府的包容和支持。毕竟，这是一块大学教育的试验田，也是大学教育的一缕希望之光。有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好。”
热贴４：“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发现问题，剖析，直指问题的错误所在，没有任何敷衍。我认为朱清时校长应就这几位教授所指问题给予书面回应，也能让我们每一个关注、关心南科大的人更深刻地了解南科大。”
朱校长针对三教授的文章，站出来说话了。这是二十天后，仍然由《南方周末》披露——
记者：朱校长，按照你的理念，南方科大当时招生是“时不可失，哪怕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而港科大的创始理念是，所有的东西都具备了之后，招生才能上马。您如何看待这两种思维的分歧？
朱清时：港科大三教授走之前，我们经常开会讨论这些问题。李晓原教授率直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要建立大的框架，不能再等副校长到位。他们三个人想要先把框架做好，而我给他们分配的工作是招聘人才。
香港科技大学请了20多人做专家顾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帮南科大搭建整个框架。他们希望将框架搭好后，以后就“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填。但我认为这行不通。这必须得让自己的骨干来定。有哪个大学的框架，是让别的学校来定？哈佛大学的框架能让麻省理工学院来定吗？港科大的框架能让港大来定吗？港科大的框架，是吴家玮请了六七十个人一起讨论，争论许久才定下的。这也是教授治校的理念。以主人翁的身份，才能定这个框架。
我们真正的区别，不是要不要制订这个框架，而是怎么样制订这个框架。我一直鼓励他们做，但先不确定。等到我们的骨干进入之后，大家一起确定，让骨干有参与感、有发言权。所以在会议上，我就说：“大的框架，李晓原先生先做草稿，但定稿应由副校长与核心团队来确定。”
我与他们的最主要区别是：一定要先引进最骨干的人，比如副校长、院长等，我原想让港科大的三位老师来担任的，想请李晓原作暂任副校长，还有一个是理学院的暂任院长，一个是工学院的暂任院长，全职工作一两年， 成为南科大的人，这样才能让工作到位。但他们不愿意。
记者：为什么要这么着急上马？先把45个学生招进来，而试验室也没有建好，教学楼也未完全建好，老师也尚未完全到位？这样是否会误人子弟？如果失败了，会不会很不值？
朱清时：我当了十年的中科大校长，很清楚常规办学如何办。招收45个学生，我用中科大的经验，用深圳的财力，聘用最好的老师，就能够把学生教好，一个班，并不难。张伯苓当初办南开大学，初期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数学系是姜立夫教授，物理系是饶毓泰教授，这个教授什么课都讲，学校的几个工友就是管理团队；学生也不多，但培养出了陈省身、吴大猷等大师。现在我们就一个班，如果有6、7个好老师，那么两三年的课就能够上得很好了。
我可以每个礼拜请一个院士来，给学生上课、座谈，让这些学生“吃小灶”，没有这样做是怕增加学生的负担。我觉得我的经验和资源可以保证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外人担心，条件不好会把学生耽误。但学生和家长都很支持，没有哪个大学的新生能受到这样好的待遇。
不是牺牲他们，并不必要把所有的东西论证好了才能做。要等所有的东西论证好，那是要办个几千人的大学才需如此。像45个人的班，我知道如何运作，甚至连教学大纲，课程设置都只需按常规先试，这些在我脑子很清楚。我只需要请到好老师，招到好学生就行。
学生和家长也不吃亏，他们最担心的是我不干了。家长们的文化水平都很高，敢把孩子送到南科大来。他们的孩子学到了真本事，见到了大师。这件事最权威的其实是他们。
记者：还想请朱校长继续介绍，为什么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维主导了你的教改试验班尝试？
朱清时：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一定要有机遇。
两年前那个时候，正好是（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合适的时候。两年前，我到北京找教育部袁贵仁部长汇报，他支持。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很快也批示，他也支持。尽管没有文件，但对我已经很重要。很快我们就向深圳市政府打报告，通过正式渠道请示“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市政府也同意了。我们与学生召开家长座谈会时，都挤爆了。教育局副局长也与我一起讲话，他们也来宣传。
这种机会稍纵即逝。（如果等上三五年?）那就难说了。不一定。这种“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对教育制度的冲击太大。尽管只是少数几十个人，但是如果做成，榜样作用很大。这种改革的机会不多，如果我不赶快招，等到现在就根本没有机会了。
教育部不是一个人，而是有很多人，部长表态，还有很多副部长、司局长、处长的意见。所以到后来，教育部下文件，让我们的学生去高考，这时离高考就只有十多天了。
教育部的态度一变，深圳市要与教育部保持一致。那我们就失去机会了。那就不知道要等几年了。
记者：你是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总是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朱清时：对。这是中国社会处于急速转型期的特点。这个时代不像香港那么几十年保持大致不变，所以香港科大的创始人们可以按部就班地准备就行。他们很难理解我们。
像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国生活几十年，深深知道成功的第一要素是机遇。这也是我们与三教授的区别所在。
当历史大变革的时候，机遇最重要，比计划更重要。我是从骨髓里理解这个。我在中科大时，对学生讲得最多的就是，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感知机遇、抓住机遇、把握机遇。这是中国国情下，要做成一件大事最为重要的。
我知道三教授的做法好，也愿意他们做，但我唯一坚持的就是：最后的订立框架是要学校的骨干一起决定。
记者：那如何让学校的骨干来定大学治理的框架呢？
朱清时：还有一个关于中国特色。今天我们刚开完会，要引进8个很优秀的人，一个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斯坦福大学的博士。我们只给他副教授，他也愿意回来。
我们引进这些人的时候，就在商量：这些人是一流的，学校的规划、学科设置，自然而然就讨论出来了，因为人才是一流的，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基础，会根据中国、深圳的国情，经费的情况，把规划等都制订出来。所以这就是中国的方法，先引进一流的人才，这些人再制订规划，这种规划是最可行的。这是中国式方法。
我们最不能做的，是先雇一个外国的、其他的人，哪怕是个高级公司，先帮你规划好，再招人填进来，按照规划去运行，这个是行不通的。中国的骨干都有自己的思想，都要有参与感，所以一个学校的规划要是自己的骨干制订的，才容易推行，才会有自己学校的特点。
南方周末：那么港科大三位教授的公开信里，有没有合理性的成分？
朱清时：合理性的成分，就是要科学规划，事先考虑，避免失误，避免走弯路，合理地结构各种课程体系，这些是可取的，我完全接受。
朱校长与港科大三教授有很多矛盾点，但主要之点，恐怕还是因朱清时坚定地按照他的“去行政化”办学理念，坚持学术占主导所致。就是说，朱校长在第一步“去行政级别”迈出去之后，第二步，就要为南科大真正“去行政化”铺垫路基。体现在学?？蚣芙⑸厦?。他并不先建行政团队，而一定要先建好学术团队。这样才能达到“教授治校”之目的。这两个团队的标志性人物是副校长到位。他责成李晓元先做好框架，却要等到学术副校长到位后再审定他的框架。而香港教授则希望他们弄好的框架，由朱校长审定。在这点上，朱校长没有让步，他们三教授不高兴。他们与朱校长的主要矛盾，还有报酬方面的问题。
但是，他们为何偏偏选择在南科大最低谷时，撰写这样的文章？学生们说，这是图谋不轨，家长们也说，这是别有用心。笔者与大多数人，同样关心着文章的出炉背景。
我从南科大了解到，始作蛹者为《南方周末》。他们的记者想从另外一个新颖角度暴光南科大。为了有看点，媒体总是要挖空心思找看点找新角度的。曾经跑南科大，为宣传南科大写过文章的记者，忽然就想起了要找香港科技大学前来帮着筹建的教授们，想听听他们对南科大学生集体拒高考的看法。结果，一联系，才知道他们早已在试验班开学前，就撤离了南科大。三教授表示有满腹话要讲，恰好报纸来料了。于是，记者们写了文章，也约他们写文章，整版相贯，将朱清时的南科大一下子推到了最为尖锐的矛盾旋涡之中。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何况，堡垒正处在最脆弱的时候。
这便是文章出笼的客观背景，假如不是报纸约他们写，他们大概未见得就会去写那篇文章的。要说客观上起到“落井下石”的作用，倒也不为过，但首先是因“被高考”而落井，其后才有下石。假如没有“被高考”，可能所有矛盾都不会集中发生。
南科大一位知情者说三教授不能算是内部，更不能算核心人物。理由是他们从未与南科大签约?？迹鞘侵鞫疑厦爬吹?，积极性颇高，正好南科大与港科大也有合作意向，他们就作为港方派过来帮着筹建的人员。南科大这边希望他们全职过来工作，成为核心成员。聘期两年，发全薪。但他们不愿意以全职工作的方式，感觉有点冒险，另外也不想放弃港科大那边的薪水，就没有签约，而是提出有偿咨询服务的形式，希望拿咨询费，这样，他们可以两面得钱，两全其美。他们提出每人每年８０万，三人２４０万元。我们同意了，打报告给政府报批，政府方面迟迟未批。这期间他们与我们在办学方面的分歧就越来越明显了。后来，政府有了意见，认为改为有偿咨询性质变了，即使咨询收费，也要有明确任务，要逐个立项，要有考核等严格程度。这样，他们几位就不高兴了。这是他们撤走的前提。
那他们为何对朱校长这么大意见呢？
知情者：在他们眼里，朱校长很强势，很主观，他们认为都是校长一个人决定的。
从学校的工作日记中，我看到了相关记载：
时间：2011年1月18日星期二 10:30-12:10
地点：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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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教授指出，聘请的专家组还需要给南科大做规划，要上哪些课，需要哪些试验室，每个试验室多少面积。单凭一人之力很难提出各专业试验室的意见，还是需要成立专门的工作组，并且需要有完善的聘请专家的制度，制度里包括工作内容、工作时间、报酬，不能以个人的面子来请专家。
关于专家的报酬问题，基建办陈主任说，可以通过基建办来付“咨询顾问费”的方式，给专家报酬，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比通过学校向市财委申请简单。而且，聘请的方式不按照年聘，考虑按照项目来分，比如每个试验室的设计，按劳务费的方式来付报酬。
某教授说，关于聘请专家问题要赶快与市里谈，需要聘请几个人，让他们来做什么事情，报酬怎样。现在南科大聘请专家的事已经焦头烂额，很多事情说要做又不能跟进，不能做完，夹在中间非常难受。
朱校长说，目前可能大家在待遇方面有误差，对南科大来说，聘请专家是给劳务费。某教授说即使是给劳务费也需要有一个很清晰的标准。朱校长说，劳务费就是一天一千块钱，就是请人来做一件事情。
某教授说，一天一千块钱是给乞丐的，在学校里，从来没看到一个学校是这样来做的。
朱校长说，这是深圳的劳务费标准。
某教授说，去过国内这么多学校，一天一千块钱是打发叫花子的，没有人愿意干。看到这样真为南科大丢脸。
朱校长说，南科大聘的所有改卷的老师都是这样的。
中午11:50，朱校长宣布今天的会议先到这里。
朱校长离开会议室后，某教授再次叮嘱基建办要注意南洋理工大学设计图纸的版权问题。
另外，基建办主任也向某教授咨询了专家平时工作的报酬。某教授说，每个活动不一样，报酬也不一样的，有些学术讲座是不收钱的，有些活动是每小时3000元，有些教授出去讲课是每节课7万元，但是也不能以工业、商业界的标准来算教育界的活动，具体的报酬还需要与专家商量才能定出一个合理、合情的结果。李晓原教授也指出，这些专家来，不仅仅是当天来开一次会，在开会前他们需要做很多准备，而且提出意见以后他们还需要继续跟进这件事，要对自己提的意见负责任。
最后，基建办与某教授商定，各自拿出自己的聘请方案，双方商量好之后，某教授才能去聘请专家。
据说三教授在离去时去了深圳市政府，找到有关人谈了五个小时。
关于朱清时与香港科技大学三教授分歧之争的文章，比比皆是?！赌隙贾芸飞嫌衅鼙娴奈恼隆断愀劭萍即笱绾伟镏峡拼?？》摘录如下：
港科大的教师，已经撰文对南科大表示全面的失望。但分析他们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在南科大办学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发挥。而且，他们把教育部、深圳市、朱清时的办学责任混淆了。
港科大原校长吴家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开始筹划的时候，每一步我都以客观的身份参与。但是在参与过程中，我发现内地的一些做法跟香港以及国际的做法不大一样。比如我是南方科大校长遴选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委员会只开过一次会，放在国际上，那是要开无数次会的。”那么，吴家玮先生是否在做遴选委员时，就提出质疑，要求深圳必须赋予遴选委员会充分的权力，而不是只开一次会，走一个形式？作为专家，如果不直接对政府提出意见，而是默许，那不是纵容吗？
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三教授质疑，“对于了解南科大筹办实情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朱清时校长把南科大的筹建完全变成了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为什么朱清时校长高喊去行政化口号而实际上却在所有的重大决定上唯个人意志定夺？”他们自己也回答，“在香港科大的筹建阶段，香港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任命一个由政府代表、社会贤达、学界专家组成的董事会。董事会不仅直接负责校长的遴选和任命，而且在校长上任后直接负责对校长的问责和监管。”那么，这一责任在谁的身上？毫无疑问，不在朱清时身上。作为专家，应该做的是，建言深圳作为举办者，尽早制订大学章程，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约束大学校长的权力。
一直以来，我认为内地高校向港校借鉴的最大之处，是学校的治理制度，即现代大学制度，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学就得益于这一制度。所以，港校的外援对于南科大来说，最大的贡献，应该不是帮“朱老板”干活，而是帮助南科大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督促南科大制订大学章程、建立大学理事会（董事会）、形成独立运作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教授会、学术委员会，而不是旁观，然后表示失望情绪。
总体看来，南科大的内患始于外忧，把南科大变成“四不像”的不是朱清时，而是极不明朗、纠结的教改格局。
在南科大有人崇拜吴家玮，认为他要是当南科大校长或许会更适合。反对者认为：他成功创建了香港科技大学，但绝对没有朱清时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他在对岸可以成事，到了这岸，就不好使了。面对如此僵化复杂的大环境，就是邱成桐、朱经武他们过来当校长，也仍然没戏。不是哪个校长个人能力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假如体制的问题解决了，真正到了“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那一步，不仅朱清时可以顺风顺水，三位港科大教授，也都可以干出名堂。而在这样的体制下，你处处被制肘，你连“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权力都争不到的话，你还能侈谈保证教育质量吗？他们三人认为“高校的‘自主招生权，自授文凭权’只是‘表’，而教授质量、教育质量、管理质量才是‘里’。”这话在香港那边说没错，在这边从道理上说也没错，但，从中国国情上说，就“外行”了。你没有这个“表”，就无法达到那个“理”的！表比理更为重要，那是前提。理，不是建立在荒漠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教授没当过校长，没有大陆这边真正体验过校长生活，有点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了。
一位熟悉朱清时的岭南校长说，南科大选朱清时当校长，确实是最佳人选，没有任何人会比他做得更好！尤其海归与港归，都不可能在中国当前错综复杂的教育环境中，做得比朱清时更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朱清时已经完成了他的试验，已经成功。因为，他不就是为了回答钱学森之问，得出个结论吗？
与朱清时相比，吴家玮属喜剧人生。因他深得深圳政府信任。他的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光环无人可及。朱清时能够在全球遴选中呼声最高胜出，据说也是深得吴家玮的拥推。按他的身份，如果在深圳政府主要领导人那里，替南科大多一些游说，多一些解释，劝慰，肯定会对朱清时的法规制度建立起到重要推进作用。而不至于让“暂行办法”和“理事会方案”弄了这么久。学术团队与管理团队迟迟未建立的原因，绝不仅仅是朱清时的问题，而是他的老板方面。所以，吴家玮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是为憾。因此，他所说的港科大在开学时，１００名老师在校门口迎接700名学生入学，就像是度过假期，学生回到学校一样。这与南科大“连滚带爬”开学，不可简单作比的。
南科大一位年轻人说，他们学校是４５人的班级，是三个全职教授，而非两个，加上两个兼职教授，师资力量足够好了。港科大三教授所认为的各种制度，及“教授质量、教育质量、管理质量，”那是要办几千人的大学才需如此。我们校长实际上也一直在做这些事情。校长对于中科大少年班那么有经验，办好这45个人的班，是没有问题的！实验班的课程安排，比我们上大学时好得太多了，我们上大学时还是在大学扩招之前。
网上有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河水里能否游出一条金枪鱼？！》。金枪鱼是海里的，但未必就不能从河里游出来。如果在两合水的地方，即海水与河水的交汇处，就完全可以游出来的。而香港就是这样的咸淡两合水之地，因而香港科技大学就是游出了一条金枪鱼，光彩夺目！至于一水之隔的深圳，一直想与香港联手建“双城”，但两大城市间的差异显而易见的：从城市高楼密集度来看，深圳已似过去的香港?；矢诳诎度牍厥钡哪嵌紊角湛跞缫?，像过去的深圳；而回头一望：深圳楼群浮摇，让人误作香港。
深圳是受香港影响最多最大的城市，但深圳何时才能具有咸淡两合水呢？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才可以高喊：创建一步到位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深圳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改革，尤为重要！绝不应停留在喊喊上面。
塘朗村口的高校改革，其真实的意义虽然媒体连篇累牍，但大多过眼烟云，流于肤浅，而真正内在深刻意义却无人探究。无论是去行政化，还是自主招生，自授文凭，都是具有国计民生的重大试验价值的。尤其对于中国的体制改革而言。甚至对于中国的政体改革，也有着潜在推进作用。
尽管南科大处于婴儿状态，但其蕴涵的意义，极其深远。三十年前的蛇口，那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试管婴儿。那里发生的姓社姓资的“蛇口风波”，那个将铁板一块的中国震裂开一个口子的蛇口。从蛇口到塘朗村口，同处一座城市，同属一个南山区。塘朗村口的改革距意识形态更近，因而敏感度更高，受阻更大。
一位资深的教育界人士对塘朗村口与蛇口之改革意义有这样的见解：“如果说蛇口是在一块合法的荒地上进行了第一车的开垦，那么南科大就是在一片非法的禁区上进行首次排雷，就算他排雷开拓了一条小径，也并不能改变这块禁区的性质。我倒觉得一场悲剧比一场励志的正剧更有意义。”
南科大注定不会走远的。人们最为南科大担心的，还是那些学生。他们有的少小离家，无法把握自己，而南科大做为大学，又不可能像中学小学那样去管理，而被家长和学校管理惯了的学生，突然海阔天空的自由了，他们成长中的问题，尤其心理方面，将是一个迫待解决的问题，这４５个孩子如果是４５个“天才”的话，那么，现在剩的这４４名会不会坚持下去，健康成长？
朱清时曾面对全国电视观众，激情地将话说得太满：他要让45个学生个个成才，让世界承认。他以为请来世界一流的教授，就能够保证学生成为一流人才。他的思维还是中国家长的只要学习好，就能够拥有美好人生，就能够出人头地。中国人对少年人的培养过程，捧杀是最可怕的。而这４５位南科大学生是否有捧杀的条件？是否有足够的管理与心理疏导？出现了这个淘汰的学生，就说明在这方面的疏忽。中科大天才少年班也有这个问题。无论宁铂还是干政，还是另外几个天才，后来都程度不同地出现问题，尽管他们的走向不同，但心理原因是他们的共同问题。中国没有一本真正的少年心理学经典，也没有一位真正的大师级的少年心理学专家。尤其在激烈严酷竞争的当下，这种“软性”心理学，未必比“脑白金”等健脑保健品更能够被家长和学生认同。
中科大的少年班，成立了学生心理咨询中心，专门有老师和心理医生为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南科大也有十多位老师围绕学生转，但是，真正的心理工作显然是薄弱的，不能令人满意。
在高考风波过后，那些抗高考情绪强烈的学生，学习成绩在下滑。知情同学说，他们心思已经不在学习上面。那么在哪方面？在斗争方面。听了这样的话，我不仅倒吸一口气。他们是应该及时进行心理咨询的。
在山东一名学生掉队之后，剩下的４４名学生中，最近又听说苏刘溢也离开了学校。有关记者向校长朱清时求证，苏刘溢确实回家了，但绝不是退学。
苏刘溢是塘朗村口进驻的第一位客人。他因年小聪明出尽风头。他在南科大招生前，就先进驻南科大了。在南科大经历了“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咨询会，考试，选拔45名学生开学入校过程中，苏刘溢一直是被媒体关注的小明星。
有一张照片，是学生们集体合影。这张照片刊发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45名学生围着刻有《南方科技大学》几个蓝色大字的巨石周围，颇有象征意义。巨石是从新校区基建工地上运来，花岗岩质地，造型像一颗巨大的心脏。望着聚?；蚺糠谡饪榫薮笮脑嗌系氖捉焓匝榘嗟?5名学生，深感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镜头。这４５个学生，既是天之娇子，又是前途未卜的“试验品”?？赡苁俏按蟮氖匝?，也可能是悲情的试验。
这是一个非常炎热的中午，无风，闷热。校园里不见一人，难得有这样的平静。笔者从这块巨石面前走过，有种异样感觉。
学校规定不让去找学生采访，虽然那时他们还没有面临“被高考”，但校方是不希望外人打扰学生们的，因为自开学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媒体来关注他们。
我小心翼翼地朝学生宿舍楼走去。
一进到学生宿舍楼，就有种温馨感。墙上写有“我们的书院，我们的家”之类话语。看来，真是如校长所说的那样，采用书院式管理。一个客厅式的空间，沙发上坐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学生。我走过去时，他非常有礼貌地跟我示笑。他称我为老师。我称他Ａ同学。他说话小声小气，似乎怕惊动别人。我问他何以坐在这里看书？他言，怕打扰同寝室睡午觉的同学。他们都是两人一个房间，男生在四楼，女生在五楼。
Ａ同学告诉我，他是从报纸上看到南科大招生消息，也上了南科大网站，按照《2010年南方科技大学教改试验班自主招生简章》的要求报名。要有2名推荐人的推荐信，还要本人亲笔撰写一份个人陈述。那么多人竞争，他说想不到自己这么幸运。 他说他很怕考试。能够考取南科大，实在是自己的幸运。
我跟他打听苏刘溢，他说可能在午睡。喔，神童也要午睡呵。我笑着说。
苏刘溢曾在日记中写到他的学校生活：高老师送给我一个2011年台历本，还能当笔……
星期四下午，我正在学习，突然发现一个人走到我跟前，抬头一看，竟然是朱校长。我都没发现，我学习真认真啊。我很高兴，朱校长真好，竟然能在百忙之中来关心我的学习情况。
星期二上午，几个教授来南科大，在五楼宴请宾客，老师们也邀请了我。西餐虽然不如西红柿炒鸡蛋好吃，但是也不错。我就成了唯一一个不谈话，但是却吃得很多的人……”
Ａ同学说他很佩服苏刘溢，这么小的年纪，理解能力很强的，大家都对他非常好。我们边说边来到图书室楼。天气太热，找到一个没人的座位刚坐下，楼道那边就过来一个小男孩。短袖灰衫，牛仔裤腿吊得很高，似乎撵不上他正长的腿骨。平顶头，背双肩包，可能书包太沉，他的两手紧抓住胸前的两条带子。A同学冲小男孩招手，小男孩却警觉地站定那里，远远打量着我，不肯过来。显然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苏刘溢了。
我过去要跟他聊聊，却不想他不给面子，面露急色直奔电梯，他对A同学说他要去上课，到时间了。
A同学请求他跟我拍张照片，他仰头想了想，不大情愿地站过来了。他额头有一层细碎的汗珠。拍完，他就又往电梯口奔。A同学告诉他，下午国学课是分两组上的，他是分在第二组，是第二节课上。要三点钟才到上课时间的。苏刘溢疑惑地问他：“你根据什么这样说？”
A同学答：“老师通知的呵！”
“那我怎么没接到通知？”他的手已扒住了电梯门。
“那就算我通知你了！”
“我不！我还是先上第一节！”瞅着他执拗闪入电梯的身影，当即就让我联想到宁铂，那个三十年前的中科大神童，曾引发了一场举国神童热。后来，听说已出家当了和尚。据说宁铂当时上课一直不开心，不喜欢天体物理，他想转系，老师并没允许。就是说，他一直在被迫去学他并不感兴趣的课程。大凡神童，多有怪癖，而苏刘溢也显然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上课不老实，喜动，像个顽童。但朱清时却慈祥地说，根据他的了解，苏刘溢确实在和哥哥姐姐们一起上大课的时，比较不适应。他才11岁，也没在小学和中学上过学，都是靠自学，确实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学校决定对他采取特殊的照顾和特殊的培养方式。”
不久前，有关方面报导南科大退学了一人。我问A同学什么原因？他说是这个学生不好好学，沉迷在打游戏机中，性格也孤僻，不予人交流。他的成绩无法跟上试验班步伐，只好退学了。
但愿苏刘溢不至于退学。目前对于朱清时而言，试验班学生是他最为器重的，因为他们承载着他的改革理想。假如这些同学不断地出现离去情况，那么对于朱清时便是最大的折磨了。
南科大学生陈杳，因为穿着一件特殊T恤而被媒体关注。白色Ｔ恤上面显赫地印着校长朱清时的肖像和他一贯倡导的原则——“让大学去行政化，回归学术至上”。陈杳说，这是他们班上同学们自发制作的。
同学们确实爱戴他们的校长。在我与A同学多次聊天中，我深知他们是怎样从抵制高考中走过来的。他说，学校老师间太复杂了，原来他相信的人现在他已经不敢相信了！他在判断人的能力上，正在告别幼稚。我欣赏他不仅有数学的头脑，更有社会思维与哲学的思辩。他在评价港科大三教授文章时，充分肯定建立成熟制度之说的，但，他又能辩证地理解朱清时校长。那天，他忽然对我说：“没了朱校长，南科大会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他自答：“全国人希望的南科大，就连深大都不如了。为什么，在中国办一件事就这么难呵？为什么这样子，老是斗，老是斗，非要自己绊住自己？身在中国真需要一颗强大的心。”
记得我们头一次见面时，他就向我表达他对朱校长风度魅力的倾慕，发生了这么多风雨之后，我想知道他目前对朱校长的看法。我问：那么,你现在会怎样看校长呢?长大后,是不是还要做他这样的人?
他答：“我还是选择成为朱校长这样的人。希望能在他这样的岁数，能活出这样子的风度！”
随后，他补充一句：“现在什么人的话我都不相信了，我只相信朱校长的！”
拿孩子赌明天，这是对中国家长最为严酷的考验与鞭打。如果说，４５个孩子是朱校长的口号试验“人质”，那么，孩子的家长、孩子家长的家长，都是人质串上的，多长的一串人质呵！他们要比孩子承受得更多。如果将那句：“可怜天下父母心”搬过来，怕也难载这些倍受煎熬的家长的苦心。只有一个孩子，他们经不起失败。哪怕家长头断血流，赴汤蹈火。不论外界如何评价，我们最应该相信的还是家长们的声音，他们才是最有发言权的。
朱清时可以欣慰了，即便再大的外患内忧，家长们始终不离不弃地与他紧紧站在一起，这种信任的力量，是千金不换的。何况还有学生们的崇拜。
点开任何一个网页，都能看到朱清时在凤凰卫士，在南科大咨询见面会上的激情演讲，他信心满满，表示要让南科大的学生受最好的教育，让社会承认，而不是凭借教育部的大印文凭。等于他们公开挑战教育部大印，抛开大印的权力，自己创造社会公信度，创造威信。他认为只要他们努力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师资，学生个个成才，就可以成功！那时候，他犹如站在神坛上，怎么讲都有道理，而短短几个月后，他经历了太多的风霜，他那容光焕发的面容显见衰老。愈加瘦陷的眼角，堆起的细密皱褶在诉说着他的万般愁绪，这位65岁的清癯老人夜不能寐，遽减10多斤，而他的嗓音也再难高亢明亮起来。
从2002年开始，朱清时一直作为高教界的异类出现在媒体里。他公开批评学术造假成风、公开反对高校无限制地扩招、公开呼吁改革高考制度、公开批评教育部的教学评估……他总说大家都坐在一列火车上，都知道车开错了，却没有人指出，也没有人跳下去。
有人说：在这些潜规则盛行中国、无人敢站出来说话的前提下,朱清时的率真和勇敢,使他成为媒体的宠儿。媒体的传播为他赢得良好的声誉,而他太太却为此提心吊胆，一再提醒他远离记者，远离媒体，就是不希望他多说话。一多说话，就会得罪人。古人云：话多有失。这不，在高考之后，他又感慨地说了这段话：“我没想到学生能想得那么清楚透彻，那么有勇气。教改那么深刻的问题，他们一目了然，他们让我觉得中国教改是有希望的。他们甚至比很多成年人、官员和老师，都要有勇气的多，我觉得那些官员和老师在他们面前应该汗颜。”尤其最后这一句，能不得罪人吗？被得罪的人，是不会“汗颜”的。
内忧外患，腹背受敌。南科大是弱者，朱清时亦是弱者。对于一个自尊自爱的弱者而言，对于一个肩负高校改革重任，一个去行政化的唐.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来说，他即使不像开始那么完美，也绝不致于破碎，人无完人，人们不该嘲讽，不该网骂，而是应该给予更多的同情与理解。既需要“为政者的宽容”，更需要广大网民的宽容。总之，需要与人为善。
我们太容易交恶了，屯积一些善良的土壤，让朱清时平安着陆吧。毕竟，他是被历史和时代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毕竟他的南科大试验让我们看到了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去行政化关山重重，而想一步到位、一厢情愿地去创办一所研究型的一流大学，有如天方夜谭。南科大是只燕雀，是被绑着两条绳子的燕雀，这两条绳子有任何一方拽紧，都要令你倾倒而绝不可能挣脱！
悲夫！不仅是为南科大的４5名学子，也不仅是为朱清时院士，而是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们究竟为这个时代这个民族做出了什么。除了诟病挑剔恶言中伤之外。想一想，应该怎样回答钱学森之问。那是世纪之问，民族之问。良心之问。
许纪霖在论述这一代知识分子时说：“在理想在现实中遭受挫败之后，人们普遍有一种幻灭感，让人感到理想是虚无的。这代人整个生活追求的是崇高，崇高的虚妄性。在崇高与虚妄之间，形成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就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 这种‘后理想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不同，不再在乎结果，而是注重过程。行动的意义不再是追求实质性的结果，只是自己战胜命运的精神象征。这像加缪所说的西西弗斯精神。西西弗斯的意义不在于最后是否实现了目标，而是以一种知其不可为之的精神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朱清时就是这样一个“后理想主义者”。
然而，他还能挺到什么时候？
朱清时还在坚持，南科大还在挣扎。在６月２４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南科大又与香港科技大学的陆为、许宗祥与徐虎三名副教授签约，他们签约后均为全职教师，负责以后学生的专业课及学科建设。这是南科大第一次正式与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签约。
朱清时在接下来的发言中称，今年南科大计划招聘330位教工，主要是教授，其中20至30位为领军教授，50位讲座教授，120位左右的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本次计划招聘的人才当中，将招聘100名左右的博士后。
接下来，７月６日，南科大召集了相关教授、学生及家长参加的座谈会，专门讨论学校发展规划。
再接下来，7月16日，将召开首次理事会会议。这说明千呼万唤的理事会终于浮出水面……
这一个又一个的举措，正在说明南科大在努力摆脱着内忧。
若论朱清时的失误，最主要的失误，是他对深圳这个城市判断理解有误。他不该将这个城市的过去的闯关夺碍与现在予以简单类比。过去这里确实能够杀出一条血路，先斩后奏，如机场先干起来，先营业再获批准；深圳证券公司也是先开始运营，后获准生证。但是，南科大现在想这样先干起来，再获上面认同批准，显然只是朱清时的一厢情愿。深圳不再有梁湘这样的改革者了。
这个城市现在进入到了饱和与“平稳”状态，已经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种环境了，更何谈“杀光开一条血路”？虽然深圳人也在不同场合高喊“杀开一条血路”，但那只是口号。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当前这个城市的官场心态。“维官”在他们看来比“维稳”更必要。中国官场升迁与否，从不会因为你没有做出多大功绩，而只能因为你出了什么差错或乱子。所以，不出乱子，不出错，成了心照不宣的定律。
朱清时的失误，还表现在对人的认知方面。他以为海外的华人不像内地受到这么多污染，理想主义精神依然高扬，他认为这些人中才有志同道合者。于是，香港科技大学三教授刚来时，他以为寻到知音，结果，他们的撤离给他上了深刻一课。
不管朱清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他毕竟完成了一次人格的洗礼与重大试验。他一直在说他是在为回答钱学森之问，在做着这样艰苦的试验，但他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对自己的人性深度、才华思想，意志品质，职位能力，都来了一次全方位的检验。也可以说，他为自己带来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试验机会。他的学生是被高考，他朱清时是“被试验”。媒体既将他和他的南科大托举到峰巅，也将其抛入深谷。内忧外患：外患人人皆知，内忧，却让人惊异。外患伤的是南科大，内忧伤得是朱清时。外患越大，越能显出朱清时本色，越有利于他的光彩；而内忧，即使再小，对他也伤害惨重。
不管怎么说，朱清时在这场“被试验”中，成了中国当代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校长。他以４５人的学校，扬名天下，影响中国。这从市场经济中成为显学的营销学上讲，他是真正的经典式的成功。目前，在中国大学包括那些名校的校长中，还没有一人能够有朱清时这样的知名度，这样的影响力。
朱清时是戴着镣铐跳舞，是在体制的巍峨大山缝隙中寻找喘息机会。这种机会稍纵即逝。犹如疾风摧赶的乌云，他们要找寻捕捉得恰是这种乌云开合之瞬间。要会观天相的朱校长，还要不时地观人相，观察身边人的情绪变化。而这种人心的变幻要比天相变化更为复杂多变。这正是令他无比苦恼之处。也是他的短板。朱清时更适应在“无菌”环境中当校长求发展，你能要求他从容于一脚魔界一脚佛界吗？！
三教授的态度，显然也有着对于强势的朱清时处世方式的不满。但他们一针见血指出的朱校长各项教学制度方面缺失的问题时，何不进一步追问，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何不进一步就他们的香港与深圳两地环境之差异，深入追究下去呢？他们为何闭口不谈中国当下的体制问题呢？
朱清时的“被试验”意义和结论，绝不是局限在他的个人德才方面，而是为我们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读本。
朱清时的南科大试验，已经行将落幕了。它不大可能将变了味的试验继续下去。只不过当下，他面对灼灼逼人的港科大三教授指责，他的性格不允许他退却，不允许他当逃兵，他必须迎难而上，将被诟病的教学方面的事情搞好，搞到令人信服的程度，那时候，他可能从落入的水中挣扎上岸，爬到了一个相对高的地势，他就会体面地宣布辞职！
大学已成官场，这不是耸人听闻。教育界的官场让原本复杂的官文化登峰造极。因为一批批智商更高的人，乐此不疲投入其间，从而显得朱清时过于简单，过于书生气。有人说，搞理科研究的人，都简单。这个简单，是与复杂的当今社会的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相比较而言的。因此，朱清时的南科大不可能走远。中国的文化，已经进入“复杂文化”阶段。这个阶段令高科技的西方人成了丈二和尚。就连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的华人回来，从她们问的问题中，让你感到她们好像被冷冻了几十年突然复活。天真一词，不再属于年龄，而属于地域环境。
奥妙呵，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奥妙呵，深似海的官场文化。一位教育学者说：“在我国内地大学，国际惯例是行不通的，试着用国际惯例解读，只会离题万里。而如果用另一种思路解读，则更贴切，这就是权力的思路。行政机构怎样能做到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就会采取怎样的方式，即便这种方式有美丽的包装，但剥开之后，本质还是权力思想和利益思想。”
不知道朱清时之后，还要多久中国的文凭的大锅饭才能打掉？中国大学官场化何时才能改观，真正回归到原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不惟官而惟学术仰瞻？
开篇笔者将朱清时的人生形容为一张保持棱角的纸，但经过这场特殊的啼血试验，晚年的朱清时在塘朗村口，却遭到一次残酷的折迭揉搓。而他的南科大，形象化说，是深圳抛出了一个色彩鲜艳的气囊，朱清时接过来，将气囊做大做向更高更炫目的山坡。
山坡上已不是豪华别墅，而是高悬着一个五彩缤纷的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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