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应在充分挖掘“在地性”的基础上，集中笔力塑造“在地者”形象。毫无疑问，“铁西三?？汀倍杂诔鞘械摹霸诘匦浴钡拿栊词潜冉铣晒Φ?。外在的物质景观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一座城市的形象甚至精神文化内涵”（岳雯《作为方法的“城市文学”》，《上海文学》2015年第6期），“铁西三?？汀北氏碌亩背鞘校绕涫巧蜓羰刑髑?，不仅是他们创作的精神原地，而且正逐渐演化为成熟稳定的文学意象。需要明确的是，描绘“在地性”的根本目的在于建构“在地者”形象。在这一点上，班宇的短篇小说《逍遥游》巧妙地将“在地性”与“在地者”熔于一炉，既富有地域特色又不缺鲜活个人。
《逍遥游》放弃了以悬疑色彩来匹配转型过程中东北城市的固有气质，而是用更为“家长里短”的口吻，一点一点抽丝剥茧，塑造出一个更加“生活化”的东北形象。两种叙事手段或许并无高下之分，但为棱角分明的冷峻城市注入生活的“烟火气”，无疑更能贴近读者的内心。此外，小说并非风景画，讲述城市生活样貌是手段而非目的，特别是单纯的苦难叙事除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外几乎再无优势。作者与读者均应将对人的关注始终排在第一位，而相对平淡的“在地性”恰恰有助于读者腾出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在地者”。
在小说中，许福明、许玲玲、谭娜以及赵东阳这四个人物，主要构成了两组二元对立，其一是许福明和许玲玲之间所形成的“父一代”与“子一代”的二元对立，其二是许玲玲同谭娜和赵东阳二人构成的“病人”与“健康人”的二元对立。两组对立在小说中相互推进并相互阐释，共同为读者阐释了底层人物的“逍遥游”。许玲玲对于父亲的情感是复杂的，起先她因父亲时常沾花惹草而对其有所抵触。但在她患病后，父亲尽心尽力的照料让她的想法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之后谭娜和赵东阳的一个偶然行为，则彻底促成了许玲玲对父亲态度的转变。患病后的许玲玲不仅失去了男友，还主动脱离了原有的社交圈子。谭娜和赵东阳是她仅有的两个朋友，可是同处社会底层的三人相互间的关系却并不平衡，谭娜和赵东阳都是健康的人，在经济状况上也要稍微优于许玲玲。在这段关系中，谭娜和赵东阳可随时退出而无需付出过多的代价，但是对于许玲玲来说，谭娜和赵东阳几乎是她全部寄托之所在。因此，当许玲玲在无意中发现二人发生关系时，她十分恐惧，她惧怕各自拥有伴侣的谭娜和赵东阳会因此而疏远甚至彻底抛弃她。
不过谭娜和赵东阳最终没有离开许玲玲，三人仍是最好的朋友。同许玲玲一样，谭娜和赵东阳也有各自的烦恼，谭娜的男朋友有家暴倾向，赵东阳的妻子则总跟他无缘无故地闹别扭，由此可见，他们发生关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压而非其他。同为底层小人物的许福明，虽在女儿生病之前便已经与妻子离婚，但当他得知女儿身患重病后，仍义无反顾地回来照顾女儿。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沾花惹草对他来说亦绝非满足个人欲望那么简单。许玲玲起先并未理解这一点，而谭娜和赵东阳的行为让她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父亲的所作所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对此类行为进行道德判断，所作之分析始于文本并终于文本。
小说题名为《逍遥游》，这是一个十分吊诡的命名。故事中所有的人物与“逍?！倍志幌喙兀堑纳钏鏊槎直?，“逍?！焙卧冢孔菔剐砹崃嶙钪战幽闪烁盖?，并且也没有失去朋友，但身患重病的她依旧只能与父亲继续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许氏父女之外，谭娜与男友之间的分分合合可能还会继续发生，赵东阳和妻子的矛盾也难以解开，四人的生活似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尤其对于许玲玲来说，即便她在未来的生活中做到“生的坚强”，最终大概率仍会面临“死的挣扎”（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所以，“逍?！焙卧?？
实际上，许玲玲对父亲态度的转变恰恰是其“逍遥”的开始。起初，许玲玲对父亲的厌恶反映出她对未来的绝望，她以一种为反抗而反抗的心态度日，看似桀骜，实则脆弱。如果说底层人物的境遇是作品“加魅”的砝码，那么在祛魅后如何彰显对人物命运的关怀才是作品的立身之本。许玲玲因自身遭遇而与通常意义上的“逍?！蔽拊?。面对这一状况，班宇没有让她通过死亡等极端方式来达到“逍遥”，因为那样的“逍?！敝皇恰疤永搿?。为了让许玲玲真正“逍?！保髡呶峁┝艘桓龀隹?，即让她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与父亲、友人及自己本人进行和解。由此，许玲玲得以用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生活，无须在亲情和友情的双重困境中继续踯躅。诚然，物质生活现状不会仅仅因为精神层面的改变而出现重大跃升，但无论如何，许玲玲已然迈出走向“逍?！钡牡谝徊健?/span>
如上所言，班宇的《逍遥游》为读者展现了东北城市的“在地性”，直面了“在地者”须面对的终极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二者的有机融合在深刻反映城市生活给人所带来的精神困境这一前提下，将问题继续向前推进，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之后怎样”这一难题。在面对终极问题的拷问时，文学作品并非必须予以正面回应，只做描述者而不做诠释者，在引发思考之后将问题留给读者，同样是行之有效的策略。不过，勇敢直面现实无疑是更为直接的办法。娜拉出走只是一个既定事实，她走后怎样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班宇在《逍遥游》中直面终极问题的程度有如许玲玲同生活之间的和解，都是有限的，但这种有限的直面已经足以证明班宇的勇气。
《新东北文学的赓续与新变》这部学术文集，意在构建起一个关于新东北文学的系统性、多元化的解读框架，深入认识和阐释新东北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以整体性的研究视野看待东北文学在全新时代下的发展状况，重新探讨新东北文学的美学价值、文化价值、时代价值。
所谓“新”必然脱胎于“旧”，“新东北文学”自然产生于“旧”的东北文学传统当中，二者具备着“?！庇搿氨洹钡哪谠诠亓Ｆ渲卸钡牡赜蛭幕?、东北人民的性格特质，始终是东北文学得以发展的精神资源，渗透在一代代东北作家的创作当中。自觉接续东北文学的写作传统与文化精神，是新一代东北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作者带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当代经验进入到新东北的现场，借此对东北历史、东北意识、东北经验和东北文学进行有效对接，从中发现新东北文学的“守成”和“激进”。因此，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味的观点，将东北和地域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借此观察东北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价值和效用，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独特审美经验?；蛘咚?，“‘新东北文学’实现了‘地域叙事’‘文学叙事’‘精神叙事’三个维度的超越与突破?！露蔽难А缘胤叫晕行模铝τ谌嬲瓜值胤教囟ɡ肪橛氲胤叫愿裉刂?，并蕴含着具有普适性、普遍性的文化精神内涵。”“新东北文学”的意义首先指向地方性，新的美学样式与文化心理丰富了东北文学的谱系，并建构了全新的“东北形象”?！靶露蔽难А钡姆比儆敕⒄?，也带动了“新东北文艺”的蓬勃生长，在更为广阔的超越地域的公共文化空间不断地得到了关注与阐释。高质量、深内涵的影视作品，如《平原上的摩西》《胆小鬼》《漫长的季节》等都分别来自新东北作家的创作和文学指导，可以说，“新东北文学”在文学内部和外部均实现了新的发展趋向，实现了纯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共同繁荣。
“新东北文学”当中存在着超越地域限制的“巨大隐喻”，面向整个社会和复杂人性，潜藏着对爱与未来的无限追求，既丰富了东北形象的构建，也回答了在新的时代下“人如何生存”这一深刻的哲学问题。重新认识、理解、提炼东北文学得以强劲发展的文化支柱与精神根基，捕捉东北人民经过岁月风霜雕琢后仍然熠熠生辉的地域性格和人性光芒。黑土地上孕育出粗犷豪放、乐观豁达、勇敢坚忍的东北文化，东北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形成独特的东北风格，它们记录着东北人民在历史洪流中的坚忍与不屈，展现着东北人民在困难中的乐观与希望,作者脑海中无数次闪现关于故乡的画面，那是飘扬的飞雪，无垠的土地，热闹的工厂大院，是风雪中人们仍发出爽朗笑声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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