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新东北文学”的讨论广受关注，从“铁西三?？汀钡健靶露蔽难А钡纳陕肪兑脖慌澜绻惴航邮?。其主要原因在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条由工业文学传统、工人精神等搭建而成的桥梁。对东北工业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成为观察新时代下东北文学发展的重要侧面?！雹?024年，自辽宁省作家协会启动“火车头”创作计划鼓励新时代工业文学创作以来，生于斯长于斯的辽宁作家以富有血肉感的创作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他们以“在地者”的身份重新考量辽宁工业文学精神，在展现与当代工人文化的共鸣中完成对工人社会生态的重新塑造与体认。
从他们的作品来看，部分中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新的特质，既有直面现实的深刻反思，也有对昔日工业家园的怀念和对新时代工业精神的展望。这些作品共同追问并思索新时代工人的命运和走向，在承续工业小说70年创作传统的同时，以积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呈现出新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凸显“当代性”与“在地性”，展现工人数十年来的身份认同变化与主体意识流动，带给我们诸多关于工人群体、工业文化的思索。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传统工业小说的叙事空间主要集中在工厂，通过对以工厂为主要生活场景的工人的书写，再现特定阶段的工业生产样貌及工人生存状态。空间虽然主要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而存在，但由于作品中的人物必然身处一定的环境之中，故事情节必须依托种种不同的地理场景而展开，尤其部分工业文学还会探讨工人与车间、机器的主客体关系，这使文学不可避免地携带地理空间属性。
生产空间的裂变是“火车头”创作计划启动以来辽宁作家创作的中短篇工业小说的特点之一。矿山、油田、机床、机车等话语一直是工业文学创作的显性文学符号，在文本的构建与差异性表达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环。马顺海的《探头》的故事背景设置在煤矿，肖世庆的《一官半职》讲了发生在铸造厂的故事，孙胜的《陈师傅的火车》的主人公是机车车辆厂厂长。由于不断增长的新兴产业和不断细化的产业分工，作家们的关注视角也随之扩大。肖婉莹的《设变》、刘驰的《决算》同时关注了建筑工地，孙胜的《陈师傅的火车》中陈大车的故事发生地安排在西街活动站，王冠楠的《美梦工厂》中的“我”在设计公司做工业设计，李铁的《修锁匠》主人公在街上出摊儿。叙事空间的拓宽，进一步丰富了工人形象，为工人谱系增加了技术员、工程师、电工、修锁匠、央企副总经理、项目经理、小包工头、建设公司老板等不同角色。不同人物形象中新的工业话语也承担了新的象征意义。比如肖婉莹《设变》中“设变”的原意为“设计变更”，本属于工程建设管理范畴，但作者却用它形容韩嵩在人生重要关头的一次抉择，以及由此引发的主人公的生命漂迁。韩嵩的前女友江俊梅是韩嵩发光的青春岁月的缩影，象征着工业文化的浪漫，而现女友楚桥的出现让韩嵩“落地”成为一个凡人，诗意与生活在工业土壤的滋养下缠绕蔓生。很明显，这些小说不再追求群像讴歌，而是更关心个体人物的心灵和命运，着眼于个人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和主体意识问题。现代性在小说里已经消解为对个体命运难以准确掌握的?；胛弈我约拔；胛弈魏蟮耐晃Ш头芷?。
在东北工业文学的版图上，工人群体的身份失落与后现代主体的非恒定认同感交织成一幅复杂的精神图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身份转换不仅带来了经济困境，更引发了深刻的自我认同?；?。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中，东北工人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流动性、碎片化的后现代特征。他们既是工业文明的遗民，又是新时代的游民，在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的夹缝中寻找着新的身份定位。这种非恒定的认同状态，既是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重生的起点。
自我与社会构成了身份认同的两极，自我身份认同体现人的主体性，而社会身份认同体现人的阶级性。在东北工业文学的书写历程中，主人公的身份认同感在不同时期得到了不同的阐释。在以草明为代表的老一辈工业作家笔下，较大程度隐去了作为个人的自我认同感，即“我为自己骄傲”并不是因为我是我，而是因为我是工人。工人阶级与工厂之间形成一种共生关系，他们并不认为工厂是一个独立于自己的客体，而是将作为主体的自己和客体混融在一起，从而焕发出主体积极进步、慷慨奉献的人格力量，这样的人格力量成为当时时代精神的体现。
然而，这种激情燃烧的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工人群体的认同感就无法再以集体的名义存续，个人的认同又缺乏可以繁衍的社会场域。下岗之后工人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昔日引以为傲的生存技能如今却成了继续前行的阻滞剂。曾经作为劳模的车工、钳工现在却是修锁的、开车的、摆摊儿的。下岗潮导致这种技术传统出现了断裂。在双雪涛的小说中，父辈的技术经验无法传递给下一代，年轻人在工厂废墟上寻找着新的生存方式。这种代际之间的技术断裂，加剧了工人群体的身份焦虑。同时，技术传统的断裂不仅意味着职业技能失传，更意味着职业文化出现断层。这种职业转换不仅意味着收入下降，更意味着社会地位跌落。曾经引以为傲的技术突然失去了价值，职业尊严也随之消解?！冻率Ω档幕鸪怠分械某麓蟪稻统两谡庵纸孤乔樾髦形薹ㄗ园巍Ｐ赋麓蟪档氖狄倒窘馍⒘?，他面对近在咫尺的钢厂伤心欲绝，“他要穿过扇形机库看一眼待发的黑黝黝的机车群，要穿过检修厂房闻一闻硫酸味儿和油腻味儿的烟火气，要穿过机加车间听吱啦惨叫的刀具切削声，更想蹲在旧车场上望着茅草丛里酣睡的旧机车们，抚摸锈迹斑驳的暗红色铁皮”②。突然到来的公司解散和下岗一样，导致工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无处着陆，主体意识陷入焦虑和?；?。身份的丧失让陈大车脱离了惯常的生存秩序，失去了物质与精神的依托，被推上新的生活轨道，因而怀旧成了他们唯一的情感宣泄方式。
这种焦虑情绪并没有随着“下岗潮”的退潮而自动消失。国企改革与企业重组后，新的工厂与部分工人的劳动关系依然存在，但情感已然不同。因为工人共同体的溃散，工人群体失去了共同体的倚仗，失去了家园般的安全感，个人在集体溃散后独立出去，以个人之力对抗市场经济的洪流。肖世庆《一官半职》中俊俏的女工崔薇薇的婆婆瘫痪十年，丈夫下岗三年，为解决家庭的窘境，崔薇薇给宋秘书又是送礼又是出卖身体进行贿赂，好让自己调到东区上长白班，这样可以晚上在高档洗浴城兼职赚钱。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过渡的节点，也成为承接新旧历史的古腾堡时刻。当发现集体不再可靠时，人们会选择自我封闭，封闭导致信息接收残缺，残缺又致使人们惧于表达，这样的机制循环往复，隔膜和焦虑也由此而生。西米诺夫的情绪信息理论认为，情绪等于必要信息与可得信息之差与需要的乘积，即如果信息过剩，超出了有机体预期的需要，便会产生积极的情绪，反之则会产生消极情绪。但积极情绪并非百利无害，消极情绪也非百害无利。有的时候，人们既不会因为正面的反馈而自喜，反而会产生患得患失的情绪，也不会因为负向反馈而绝望。这种现象背后就代表着一种非恒定的认同——不认同自己、不认同他人，甚至不认同集体与社会。
今天我们站在后工业时代的黄昏回望，艾略特笔下的空心人正在直播间跳着碎片化的舞蹈。工业文学遗产中的身份焦虑并未消散，而是以更精微的方式渗透进血液，人们发现自己陷入了更庞大的认知机器。这种永恒的异化与抗争构成了后现代主体性最真实的注脚，许多人都是钢水浇铸的量子态存在，在确定与不确定的叠加中持续寻找着自我的投影。
埃里克森（Erikson）?提出，身份认同是个体对自己的特征和身份的意识和接受程度，是个体在社会中构建自我认知的过程。它涉及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认识和感受，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呈现动态性特征。身份认同不仅关乎个体的自我认知，还涉及个体与他人、社会的关系，是个体在社会中立足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家工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工人阶层经历了“百炼成钢”的工人阶级、“雷厉风行”的改革家、“举步维艰”的下岗工人、“盲目流动”的打工子弟的身份更迭。在一次次的身份转换中，工人阶层享受历史荣光，也分享现世艰难。近些年，经历过身份失落和认同困境后，工人们开始依靠自身力量一步步从困境中突围，重构新工人的主体身份。曾经，双雪涛、班宇、郑执以灰蒙阴郁的色调书写20世纪90年代东北工业衰退、凋敝背景下城市工业区内的工人及其子弟的伤痛记忆，最后“子一辈”不得不以“出走”的方式来进行自我疗愈。如今，新时代的东北“在地”作家则用昂扬清朗的色调昭示：走过对往昔的缅怀告别后，新工人开始了对自身身份的再度确认和对生活意义的重新获取。
孙胜的短篇小说《陈师傅的火车》运用了一明一暗双线并置交织的叙事模式，展示了新旧两代工人的生活。小说明面上叙写的是实业公司解散后，身为蒸汽机车头修理工的退休职工陈大车闲不住，从家里倒腾出木箱里的工具，又从西街旧物市场买回各种大小物件，最终制成了蒸汽机车。没想到几天后，陈大车想开下火车过把瘾的时候，脚下一滑，被摔了出去，突然去世了。钢厂的工友们给他扎了一个纸机车祭奠。小说暗中还藏了一条线索，陈大车的儿子、机车车辆厂厂长陈韶山平日兢兢业业做好日常工作，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正赶在日本川崎重工考察，他准备在川崎重工的总装现场好好学习，锚定目标，实干攻坚。并置的两条线索，一方面陈大车和老段长杨文达等老一辈工人，在制作小型蒸汽机车和纸机车时，他们的技术、情怀、主人翁意识及工匠精神被重新唤回，个个生龙活虎，干劲十足，顿扫此前的困顿与无力感。然而只能立于西街活动站或随风而去的蒸汽机车犹如废墟上的热情歌舞，是老工人在转型时代寻找曾经的自我的一次可贵尝试，但于现实而言，只能是对传统工业方式和情结的一曲挽歌。
另一方面，以陈韶山为代表的子一辈自觉接过父辈的接力棒，携着敢于担当的主体姿态融入东北工业振兴的洪流。小说既不回避老一辈工人师傅对工业历史荣光的留恋缅怀，也不夸大钢厂工人的儿子靠扎纸活儿过日子的落寞无奈，而是选择坚实地站在当下，以工业现代化为背景，对历史、现在和未来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反思。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至今，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三十年，也是中国深化改革转型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曾经稳固的工人共同体大范围地从同质化走向多元化的事实，已内嵌于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在这一长期的社会互动过程中，生产方式的变革让工人的符号身份面临着解码、转向与重构。曾经与工厂融为一体的工人阶层被市场的竞争法则打破，工人群体在共同体内部开始分化，有人投身市场追求财富（如《平原的摩西》中的庄德增），有人坚守工厂投身改革（如《陈师傅的火车》中的陈韶山），更多的人则被迫下岗重新就业。个人身份认同的差异、对工人共同体情感的变化，使原本身处同一阶层的群体在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种剧烈的社会结构重组，东北普通工人已从曾经的不解、不甘、挣扎，逐渐转变为接受、重生、奋起。正如班宇所说：“东北是经历过大变迁的，人们的生活也确实经历了变故，却并没有穷途末路，每个人都活得特别顽强?！雹廴缃?，不管是纸匠胡帮手（《陈师傅的火车》），还是修锁匠哔叽（《修锁匠》），与千千万万个来自不同地域和阶层的人，包括“新产业工人”“数字工人”以及大学生等，一起构成了庞大的新时代工人群体。
可喜的是，更多拥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作风、专业精神的一代青年与曾经的“接班”或“被选择”不同，他们主动加入这一新工人群体，在工作中实现个体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实现，同时也重塑了新时代工人群体的社会身份。在马顺海的《探头》里，矿业相关专业毕业后的张扬与父亲的想法不谋而合，下煤矿成了名副其实的“矿三代”。经历了遮挡探头事件后，他明白了师父、班长和父亲暴怒的原因，懂得了区长的用心良苦，也融入了“老煤窑”的抬杠斗嘴。热热闹闹一顿师父做东、班长作陪、下窑人参加、张扬是主角的饭后，“张扬在工友中间有了新身份——大侄子、小老弟、喜羊羊”④。肖婉莹《设变》中的男女主人公韩嵩、江俊梅土木类专业毕业后，常年跟随工程项目四处奔走，两人在专业上都不断精进。江俊梅作为技术人员还及时发现电路漏洞，并在验收现场为救电工赵师傅而烧伤了自己。女友烧伤后因觉得配不上韩嵩，找理由与他断绝了联系。几年都放不下女友的韩嵩想辞职跳槽到另一个领域时，突然发现，“他从事的专业已开始生根发芽，一个良好的开端，精心地呵护着他的羽翼，他已然离不开”⑤。刘驰的《决算》中海涛建设公司的老板关海涛也是一位鲜明的新时代工人。他大学学了土木工程专业，又继承了父亲做工程时仗义担当、诚信经营的品质，最终保证了科工贸大厦工程的顺利竣工。与肖克凡《机器》中王金炳、牟棉花的“我骄傲我是工人”不同，张扬、韩嵩、江俊梅、关海涛的骄傲来自自身，投身工业建设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主动选择。在煤矿或建筑工地，他们真诚地乐意去做自己的工作。在那里，他们能够找到适合自己打拼的人生位置，赢得自己的尊严。这是马斯洛说的“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在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超越自我中的充分体现。无数类似的新时代工人自主抉择、积极行动，主动塑造并强化自身的身份认同。这样，走过焦虑与迷惘的中国新时代工人在新的历史语境里，不仅定义了自我身份，更凝聚成新时代工人群体，并成为推动工业进步与变革的关键力量。
工人的生存状态是宏观社会变革的缩影。工业小说在反映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对社会和人进行着重构。70多年工业小说发展也应了哈里·布雷弗曼工人阶级内涵“流变性”的阐释——不把工人阶级看作对某一人群的概括，而是将其视为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概念。伴随着工人群体内涵和外延的转变，工人的身份认同与主体意识也处于不断的转向和建构中。时至今日，工人共同体解体后集体归属感缺乏和自我认同失重的精神?；廊淮嬖冢钊诵老驳氖?，来自不同地域、行业、专业的新时代工人群体在不同的场域重建工人力量，努力在社会领域中形成自主性的社会集团。当然，要获得更积极的身份认同和主体性，还要在社会和工人之间建立某种内在的历史和现实的关联，使两种不同的主体以一种新的方式融构在一起，即保留工人阶级特色的主体性与新时代工人的主体性相结合，共同实现中国工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注释：
?、俸埽骸抖惫ひ滴难醋鞔车拟傩胄卤洹浴靶露蔽难А敝械摹肮ひ祷坝铩蔽疾熘行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4期，第54页。
?、谒锸ぃ骸冻率Ω档幕鸪怠?，《鸭绿江》，2024年第11期，第74页。
?、鄱⊙?、班宇：《父辈的落差感折射到我身上，反映到我笔下》，《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3日，第11版。
?、苈硭澈＃骸短酵贰?，《鸭绿江》，2024年第9期，第63页。
?、菪ね裼ǎ骸渡璞洹罚堆悸探?，2025年第2期，第7页。
本文系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新时代辽宁工业文学研究”（项目号：2025lslybkt-0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下一篇：致敬传统，拥抱未来
赞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