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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三梅忆旧家
来源: | 作者:高海涛  时间: 2019-12-02
  我曾经的家在辽西北的一个有矿山的村子里。那是个大家庭。许多年后我翻译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的诗,有一首他坐在火车上回忆童年的诗,特别打动了我,我喜欢那种语气,诗名叫《我记得,我记得》。是的,我也记得我的曾经的家。那时候父母亲才五六十岁,就像我现在的年龄,却已拉扯起了一个大家庭,正如拉金所说的:“这里,有我们非凡的家世”。
  我们一共姊妹八个,我是最小的,五个姐姐,两个哥哥。但母亲却一直坚持,说我们其实还有个哥哥,只不过留在了科尔沁,风吹草低见坟头。所以,“你们应该是九个”,母亲反复地说。对母亲的说法,父亲自然也是支持的,他说年轻时有人给他算过:“六水三梅,儿女牵衣”。这句话有点唯心,有点含混,但我觉得真的很美。而且有一次,父亲还跟我特殊交代,说这六水就应在你身上了,你看你的名字里有两个三滴水,不就是六水吗?我很感动。许多年后,就为了这份感动,我给自己的书房私下起了个名号:六水居。
  但总的看,六水三梅主要还是指人多的意思,人越多越有家的感觉。因为我和两个哥哥年龄差距较大,在我出生前后,他们就相继结婚了,这样人口就越来越多。总计五个侄子,四个侄女。加起来二十多口人,也没分家,都在一起过。大年三十包饺子,别人家早都把饺子端上桌,放起了鞭炮,我家的饺子却一盖帘一盖帘地,还在耐心排队等待下锅。
  读过《红楼梦》你就会知道,但凡大家庭,规矩总是比较多的,贾府就是这样。如第四十回,写贾母在大观园设宴,少长咸集,但作为孙媳的李纨与凤姐儿却只能坐在一旁吃饭,这样的规矩,让刘姥姥不禁为之感叹,说真是“礼出大家”啊。为什么礼出大家呢?因为人口多了,就必须讲规矩和礼法,而且也只有大家庭才能显出这些规矩和礼法。所以不仅刘姥姥,连后来评点《红楼梦》的脂砚斋先生也时常点赞,批注曰:“好层次,好礼法,谁家故事!”激赏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家当然不能和贾府相比,但作为乡村的大户人家,规矩也是比较多的。比如饺子煮好了,嫂子们总要先盛出两三个,端上去让父亲尝尝熟没熟,这就是礼法,熟没熟不过是个说词。许多年后读列维-斯特劳斯的《生与熟》,说食物从生的变成熟的,涉及人类文化的起源,我觉得可能也涉及家庭礼仪的起源。不仅如此,家中大人孩子,上上下下,辈分是不能乱的。家里是这样,家外也是这样,不论见到任何人,都必须按辈分有个称呼,然后才能说话。在那个村子里,可能我们家的规矩是最多的吧,或者是最多的之一。而村里人对这样有规矩的人家总是不吝赞美的,一说起话就是:看人谁家!看人谁家是一种批注,相当于脂砚斋的“谁家故事”。 
 
  在这个大家庭中,我的地位是比较特殊和微妙的。因为是姊妹中最小的,可以说得到了太多的关爱,父母宠着,哥哥惯着,嫂子让着。特别是五个姐姐,她们就像五个天使,让我从小就哺育在她们温情呵护的目光中。但问题是我还有八九个侄子侄女,他们都和我年龄差不多。不过年龄不重要,辈分才重要。在我的记忆中,侄子侄女们不管任何时候都是把我当长辈的,从没有失去过必要的尊重,而我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尽量地让着他们,从没有失去过应有的宽宏。所有这些,得到呵护与付出关爱,得到尊重和付出宽宏,造就了我后来性格品质的多重性,既有时傲慢,也懂得谦逊;既很爱面子,也理解艰辛;既有依赖性,也有责任感,可以说充满了必要的弹性和张力。
  总之,对于当年那个大家庭,我一直充满了怀念。我的心情恰如拉金诗中所写:“那个家,无论我怎样伤心,都不会哭着跑回/男孩的肩膀都宽阔结实,女孩的目光都饱含春水。”
  几年前我让儿子在网上建了一个家族博客,并让在显要位置打上两句话:“悠悠家事,郁郁家风”。但这家风具体是什么呢?却觉得很难确定。也许哪个家族的家风都是源远流长的,用几个现成的词其实是不好概括的。家风在哪里?应该就吹拂在每个家族世代相传的故事中。家族故事,也可称为家事或家世。
  听父亲讲,我们家祖上是兄弟俩,大约在清光绪年间,从山东德州府宁津县的一个高姓居多并以高字为名的村庄“闯关东”来到辽西,从此落户生根。因为未回山东续过族谱,那边出过什么人物不知道,我们辽西这支,只在清末民初时出过一个当地农民运动的领袖,和我祖父同辈,行四,我应该称他四叔祖。上世纪90年代我有一个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大学校友,送我一本他所责编的《东北人物大词典》,记得我看到里面有四叔祖的名字时分外惊喜:“高振英,热河朝阳人,为人急公好义……”短短几句话,就让我想见一种家风。
  急公好义,就是有所担当的意思,我觉得父亲身上也不缺乏这种品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父亲带着母亲闯关东时还不到二十岁,而所到之处,用他的话说,无不受到当地父老的热诚欢迎和友好接待。家里的日子虽然穷,他却从不给任何地主扛活打工,他的职业是自由的,他和地主是平等的,他总是用不乏亲切和调侃的语调讲述着北方地主的故事,不是这个地主和他套亲戚,就是那个地主和他论哥们儿。还有东北解放前夕,那是日本人还在,父亲不畏路途艰难,率领全家重返辽西北故乡的经历,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小型部落毅然回归的旅程。这些故事我想应该都是真实的,完全符合父亲那多才多艺、能言善辩、英风豪气的性格。
  我后来去过内蒙古的通辽开鲁地区,那里就是父亲母亲闯关东的地方,也是哥哥姐姐们出生长大的地方。当地的亲朋好友向我证明,父亲所讲的经历完全是真实的,他们甚至还补充了一些重要细节,比如父亲曾在开鲁县的大街上开场说书,有时连日本人都吆西吆西地说好。但生活无疑是艰苦的,当我乘车从西拉木伦河畔的草甸沙丘间经过的时候,我想起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个幼小的哥哥,母亲说他病死的时候才五六岁,小嘴叭叭,非??砂D盖椎缴缴细戏?,突然起了一个很小的旋风,绕着母亲久久不去。母亲说她立刻知道了,这就是那个苦命的孩子。多么沧桑的历史,多么久远的家事,我坐在车上心里默念:你好吗,旋风哥?
  我们全家刚回到辽西北,暴风骤雨式的土改就开始了,闯关东回来的父亲被选为村长。他急公好义、英风豪气的担当精神从此被乡亲们公认,在方圆几十里的村野乡镇享有很高的威望,一直到他九十一岁高龄逝世。不仅如此,父亲的风格和禀赋还似乎传给了他的儿女们,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我家已俨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了。大哥很早就当上了那个国营煤矿的矿长。二哥在邻近的公社任职,也是国家干部。三姐因为表现出色,先当团书记,后来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五姐念过师范,后来成了小学校长。这样的家世门风,在当年的辽西北乡村,也算屈指可数,而且人口众多,子孙满堂,儿子媳妇坚持不分家,全家吃饭至少得三张桌的盛况,可能就更不多见了。
  虽然那个年代不讲这些,但家族的荣誉感还是有的。
  这是我从小感觉最突出的压力之一。我们家虽然名声在外,提起个家来家有名,但除了大哥、二哥是正式国家干部,每月能领到一份供应粮之外,家里其他人都是农村户口,包括嫂子和侄子侄女们。所以不可避免地,生活还是比较困难。这样,既要讲求干部家的面子,又要对付农民家的日子,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压力。我们家的孩子上学,老师们都一致评价,说这家的孩子知道害羞,不论男孩女孩,总是动不动就脸红。秋天队里收庄稼,拉庄稼,打场看地,别人家大人孩子藏几穗玉米,掖几个萝卜,那是再正常不过的,无非民俗而已。但我们家人不行,大人孩子都不敢藏掖粮食,因为我们要考虑三姐的面子,她是大队书记啊。还有捡煤,因为村北就是煤矿,所以到大人孩子捡煤就成了一道风景。星期天不上学,或放寒假暑假,我们都要去矿山检煤,运煤渣的车一来,就蜂拥而上,你争我抢,有时甚至会发生互骂互殴的情况。但我和侄子侄女们从来不争抢,我们总是很文静地站在旁边,宁可检点破煤回家。因为我们还要顾忌大哥的面子,他是堂堂的一矿之长啊。我至今记得自己挎一筐破煤回家的样子,雪地上的脚印乌黑闪亮,我的呼吸如烟,到处飞扬。
  这种容易害羞和脸红的习惯,算不算是一种家风呢。再比如中学毕业的时候,有的同学被直接安排当民办老师了,我因为思想不进步,只能回生产队干活,干不了重活,队里就安排我去放牛。这本来是好事,放牛比较轻松,还可以一边放牛一边看书。但全家人却为此深感耻辱。你见过一家大人孩子一起脸红吗?我家就是。所以在给生产队放牛的那段日子,我都是披星走,戴月归,绕道而行,生怕让村里人和矿上的人看见?;褂形液罄床尉辉谀戏降绷巳瓯透丛被丶伊?,一没入党二没提干,这再次让我们全家脸红了,是的,在心里脸红了。而最让父母难以接受的是,因为兵没当好,连找对象都不容易,很长时间都没人上门给我提亲。
  其实我从小爱读书,学习好,小学时当过少先队中队长和大队长,但正是因为爱读书,上中学后却差点连红卫兵都没入上,同学们都觉得我是个书呆子。书呆子就书呆子吧,我也正好不喜欢每天和他们争抢着上台发言,喊口号,表忠心。当时有个老师很欣赏我,他说我这是“耻与魍魉争光”。   
  我自己后来总结过,所谓羞于做什么,或耻于做什么,往往就是不屑于做什么。这种性格对我们家来说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年轻的父亲在内蒙边地时,宁可日子穷,也从不给地主扛活打工就是证明。不论任何情况下,人总该有点羞于做、耻于做、不屑于做的姿态。哪怕这种姿态让你吃亏,但对于自己的心灵来说,这是完全值得的,因为你获得了更可贵、更宝贵、更高贵的东西。
  从总体上说,我认为家族的荣誉感还是一种正能量,它能促人自省,催人奋进。2014年,我到山东宁津寻根问祖,县委副书记陪同午餐,本来格够高了,我都觉得担当不起,没想到县长也来了。县长说他过来看看,因为他也姓高,和我是本家。这让我想到,荣誉感其实属于每个家族,每个姓氏,自古以来就是家世家风的标志。为什么要有姓氏呢?姓氏就是荣誉。中国人有姓氏,外国人也有姓氏。如英国作家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好像主人公的情感和命运都与家族和姓氏的荣誉感有关。特别有意思的是有一年到贝加尔湖去,听俄罗斯女导游讲贝加尔湖与安吉拉河的故事。她说安吉拉河是贝加尔湖的女儿河,因为有九十九条河都是流进贝加尔湖的,只有安吉拉河是从贝加尔湖流出来的,就像女儿总是要出嫁。后来果然,安吉拉要出嫁了,而且首先是私奔,她要汇入远方的叶尼塞河。掌上明珠要红杏出墙,所以贝加尔老人愤怒了,他跑出来向女儿抛掷一块巨石,也就是追打的意思,这块巨石现在仍在湖与河相接的地方,凸起于浩瀚的水面,导游说那叫“圣石”。
  这个故事被我写进了一篇散文,题目是《贝加尔湖与烟斗》。我觉得贝加尔湖是个最有尊严、威严和家族荣誉感的父亲,也许正因如此,他的浩瀚之水才会如此深沉和纯净吧??上д馄⑽奈业母盖酌挥卸恋?,那时候他已经无疾而终。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父亲也像贝加尔湖,世界上所有的父亲都应该像贝加尔湖。
  父亲也不知道我终于去过他曾一辈子魂牵梦绕的祖籍之地了。我是代表他去的,也是代表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高曾祖父,以及所有当年从山东德州府宁津县来到辽西的列祖列宗们去的。因为年代久远,我说不清祖先们是从哪个村子出来的,但根据我的描述,当地的作家们替我找到了一个疑似的原乡,叫“后高村”。也许就是这个村子吧,因为一走进村子,我就差点双膝跪地,太亲切了,仿佛哪辈子我真在这里住过。特别是面对村口那棵据说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杨抱槐”,我一瞬间真的要泪落如雨。杨树抱着槐树,原乡连着故乡,如果父亲还活着,听我描述这些,他该是怎样的欣慰?。』蛘咚岫端泳?,再给我讲一遍宁津老家的蟋蟀吧。
  宁津是武术之乡,也是盛产蟋蟀的地方。我小时候常听父亲讲,说老家的蟋蟀天下无敌。当然父亲不说蟋蟀,只说蛐蛐。每到秋风乍起,蛐蛐们唱起来的时候,父亲就会讲起宁津的蛐蛐,多么勇武坚强,能征善战,所向披靡,等等。在父亲嘴里,宁津很像是一个蛐蛐的军营,或者是坐落在蟋蟀背上的故乡。
  但在我看来,并非所有的蛐蛐都是战士,很多优秀的蛐蛐其实也是诗人或歌唱家。这就像我,虽然兵没当好,但我一直喜欢看书。参军前喜欢看书,复员后更是喜欢看书。在有关那段经历的一篇散文中我曾这样写道:“看书,去南方,从南方回来还是看书,这就是我生命的一段历史。在70年代中期的难忘岁月,中国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件,但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在努力看书,我把所有能找到的书都看得书页翻卷,韦编三绝。”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努力看书,或许才能让对我失望、因我蒙羞的父母和全家人稍感安慰。
  实际上,我们全家都比较喜欢看书,而这和父亲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父亲小时候念过两年私塾,认识不少字,再加上从年轻时就喜欢说书和听书,所以在他那代农民中,父亲算是很有文化,很文艺范儿的了。也许正是父亲喜欢听书的习惯激励了我,此刻我在“六水居”中面对电脑,总忘不了在那些秋天和冬天的夜晚,一家人围坐在冬天的炕上,听我给他们念小说的情景,从《红楼梦》到巴金的《家》《春》《秋》,从《水浒传》到《苦菜花》和《创业史》,往往一念就念到深更半夜。有时我念得不好,或书本身没意思,父亲就会打断我,或者以省电的名义把灯关掉。为了不关灯,全家人包括侄子侄女们,都期盼着能经常借来好书,并希望我念得声情并茂。
  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全家人都很振奋,我自己也深感庆幸,因为终于给家族增添了荣誉。特别是父亲,他好像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在整个读大学期间,哥哥姐姐没少资助我,但最令我难忘的还是父亲,为了供我读书,他在七十多岁的高龄上还要做豆腐卖,每天起早推磨,然后把做成的豆腐挑在肩上,比两桶水还沉的,到矿山或集市去卖。那些年我每次放假回家,临行时从母亲手里接过的钱都是零零碎碎的,且浸润着父亲的汗渍和豆浆的水印。有时父亲走在路上,连过路人都有些不忍,就问你儿子干啥呢?父亲大概很喜欢被这样问,总是慢慢撂下挑子,等直起腰才正式回答:能干啥?就会念书呗!我知道在父亲心中,他是深深为我骄傲的,他是想对全村人、全乡人,乃至全县人这样宣告:都说书呆子没出息,其实赶上好时代,书呆子也会有点出息的。
  父亲的骄傲可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我在大学读的是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也是教英语。因此每次放假回老家,我带的都是英文书。父亲问我,英文书讲了些什么呢?我理解他的意思,就给他念英文书,一边译一边念,记得念过海明威的《战地春梦》,还有狄更斯的《远大前程》。我知道这种念法不会很有意思,但父亲吸着旱烟,总是保持着听得兴趣盎然、津津有味的样子。
  现在我经?;叵肽切┦惫?,我趴在父亲身边,我念书,父亲听我念书,不管听到多晚,父亲也不厌倦。我有时甚至恍然觉得,其实不仅父亲在听,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高曾祖父们也都在听,这种情形俨然让一个乡野贫寒之家,变成了书香门第,变成了书香世家,变成了精神上的“诗礼簪缨之族”。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说“诗书传家”这四个字。我只能说,我曾经的家和现在的家,都有那么一点喜欢读书的传统而已。我经常想起父亲说过的话:六水三梅,儿女牵衣,不知是不是多少有点书香的意思?
  但至少可以说,有担当,爱荣誉,知进退,以诚实的劳动争取美好生活,是我们高氏家族从未中断,也不可替代的家风。高氏家族历史上的名人不太多,却也不算少,仅诗人就有唐代的高适、明代的高启等好几位。他们一些诗句,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当作我们家世家风的标志。比如高适的诗句:“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就隐含了一种“闯关东”的情怀,当年先祖从山东老家出来,可能就是揣着这种“莫愁”精神,一路走到了辽西。父亲也是这样,他继续揣着这种精神走到了内蒙边地,为我们的家族起源于“齐风鲁韵,燕魂赵魄”的家风之美增添了科尔沁草原和西拉木伦河的气息。相比之下,高启的诗句“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我认为可能更像哥哥姐姐们,特别是大哥、二哥、三姐和五姐,当年都是有身份、有事业的,在我的记忆中,每当他们回到家里,那就是“水晶帘动笑声起”,当然我的待遇也不错,每当我放牛归来走进家门,就变成“满架蔷薇一院羞”了。
  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最喜欢的还是《红楼梦》续作者高鹗的诗句:“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因为这说的几乎就是我,我就是这样,有些孤标,有些傲世,有些迟缓,做事比较晚成,却又绝非什么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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