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却种出唯有读书高的家风来，这似乎不合情理。
我爷爷，生于生有孔圣人的山东，我父亲，生于我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的野路上，我生于新中国诞生那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了脚就没挪窝的黑土小镇。爷爷逃荒东北二十多年后，仍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四个儿子，都从小读书，且一个比一个读的多。排行最小的父亲，读完本镇的新学堂，又到县城读“国高”，再到外省省城读军校，四个儿子没一个农民。新中国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助理，父亲则是本镇最高学府职业教师了。到了我们一大帮孙子辈，不管男女，起码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考到省城读大专，毕业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我大哥工作没出本县，后来成了县长，这在当时一个区区小镇，可算大事了。而姥姥家，大我四五岁的我老姨，小学竟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女孩没有一个读书的，男孩也没一个读到高中的。
同是不识一字的农民，因何种出两种家风？从孔圣人老家逃荒到关外的爷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加漫漫逃荒路途的见识，与黑土肥得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定有不同。但毕竟爷爷也是农民，他想的唯有读书高，不会是做官当老爷，而是读书能出息人，过好日子。对正帮教师父亲挖菜园累出一头汗的我这学生，爷爷说，这孩子真懒，写作业去！在他眼里，学生不刻苦读书就是懒。见开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许多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得咋样！对当教师的我父亲，一放暑假他便会问，柴火够烧了吗？父亲就得带上母亲，让屋后堆起够烧一年的柴山。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会偶尔问，夜?；固焯烊グ?？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念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演绎》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受这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比如，年年被推举为给社里看瓜果的“老瓜头”，他对我能用所学知识帮他修理手电筒、收音机、理发推子这“三大件”看园武器，分外高兴。因此爷爷有句话我至今烙印很深：“社里东西，不能往家拿！”这是我到瓜果园帮他修理“三大件”时听到的。为防自己寂寞，也为防别人偷瓜果不方便，爷爷总好白天背着收音机，晚上拎了手电筒各处转，头发长了，收音机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传我到瓜果园去俢，去理。我当然召之即来，却不愿挥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点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摘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却不让我往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他会说，让你吃点，是你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时也见爷爷往家带过瓜果，那是每个社员都有份的。我也碰巧见过队领导叫人捎来公社领导的条子，让爷爷给县上来的人摘些瓜果送去，这时爷爷絕不求我念那条子，而说他一个大字不识，谁的字条都不认得。记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可能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觉，偷果不成反被撵了好远，以至跑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财物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律条，当然这律条也死贴父亲的心上了。父亲说，虽然反右派时他没全听国家的话，被划为“中右”，但公家的东西他从没动过手。六二年挨饿很厉害，教书的父亲带我到很远的山沟开小片荒，种点高粮，也从没掰过半穗多次擦肩而过的社里苞米。只听父亲说曾拿过学校一箱书，那是伪满洲国倒台时，日本人跑了，父亲在读的“国高”图书馆被砸烂。他说，《万有文库》是书中精华，烧了可惜，才趁乱埋为己有。
我独生儿子报考大学时，我已当过有文科文凭的军队作家了。我心知肚明，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写书比读书更高。关于选哪门类让儿子去读，我和妻子一至同意，读军校文科。我知道爷爷曾同意父亲读军校，但没读完也黄了，父亲才回家乡当教师的。自古有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不是无稽之谈。妻子是中学教师，我是武人堆里的鼠辈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校，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正式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文人，军艺毕业的莫言就是例证。儿子如了我的愿，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又获人大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大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武人堆里能写书的文人。这既随了祖父种植的家风，也合乎中华民族大骄傲家庭的家国情怀。此时，故去多年的爷爷坐在老家旧屋前，背靠早早备下的红漆棺材看着我，暖暖日光下的闪闪白发与喜洋洋的棺材，辉映给老人家一脸金红的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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