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为了向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献上一份厚礼，我们沈北新区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创作了一部传记文学《锡伯夫妻抗日传奇》。这部饱含深情的纪实文学作品，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埋藏了73年不为人知的锡伯族夫妻拼死抗日的惊心动魄的感人故事。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原新城子区），有一对锡伯族夫妻，丈夫叫陶翙鸣，妻子叫关玉梅。
1927年，陶翙鸣、关玉梅夫妻离开新城子区盘古台锡伯族村，来到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夫妻二人成为中共红色特工以后，从此改名换姓，陶翙鸣改为王生田，关玉梅改为李芳，转战东北三省、内蒙古和前苏联，开始了艰苦卓绝、惊险传奇、可歌可泣的抗日生涯。
其实，发现陶翙鸣、关玉梅夫妻抗日英雄事迹纯属偶然。
2009年上半年，为弘扬锡伯族历史文化，遵照沈阳市委宣传部的指示，沈北新区区委宣传部开始挖掘、搜集、整理锡伯族历史文化遗产，这项工作具体由我负责。根据挖掘、搜集到的素材，我编著成一部《锡伯族古今经典故事》，2010年由沈阳出版社出版。
就是在挖掘、搜集锡伯族历史文化遗产时我才发现，在我们沈北地区还有一对锡伯族抗日夫妻，当时产生极大兴趣。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少数民族抗日英雄回族有马本斋，满族有佟麟阁，朝鲜族有李红光，蒙古族有萨师俊，彝族有卢汉等等，惟独没有听说过锡伯族还有抗日英雄。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当即决定要把陶翙鸣、关玉梅夫妻的抗日英雄事迹挖掘出来，写成一部纪实文学作品。
我把自己的想法汇报后，罗丽部长非常赞同，当即表态：“你写吧，我全力支持你。”随后，罗丽部长把这件事向市委宣传部做了专题汇报，当即得到了市领导的认可。
几天后，我怀着兴奋的心情立刻到沈北新区党研室和沈阳市委党研室去挖掘陶翙鸣、关玉梅夫妻的历史资料。没想到，这两次采访让我非常失望，除了在沈北新区党研室找到了陶翙鸣、关玉梅夫妻一些零零星星的历史资料外，沈阳市委党研室田宝君处长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们市委党史部门搜集、保存的档案只有刘少奇、饶漱石、陈为人等大人物的党史资料，像陶翙鸣、关玉梅这样一般地工人员的历史资料，在建国初期根本就顾不上搜集。所以，我们这没有他们的历史资料。”
看着我非常失望的样子，田宝君不忍心地又补充了一句：“你别灰心，你可以去沈阳文博中心。据我所知，张旭东手里可能会有。”我一听又来了精神，立刻来到沈阳文博中心。张旭东一听，感激地说：“没想到，你们宣传部还对党史工作这么感兴趣，真是难得。别着急，我大力支持你。”说完，真的找到了他父亲写的一本《李芳回忆录》。接着，又给我出了一些好点子。
从市里回来后，我顾不上休息，急忙翻阅《李芳回忆录》?？赐旰蟛胖?，缺的东西太多了，这本回忆录是对李芳在沈阳、营口、哈尔滨、满洲里等地工作的简要介绍。要想依据这本回忆录写成《锡伯抗日夫妻传奇》长篇纪实文学，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我怀着沮丧的心情向领导汇报：“罗部长，看来这本书是写不成了。”罗丽一听，也很为难。是啊，当时地下党的保密纪律那么严格，每个人活动都是单线联系，秘密进行。现在，这些地下党员大都不在人世了，要想知道陶翙鸣、关玉梅的那段历史真是不可能了。
怎么办？难道就把这件事儿撂下吗？真不甘心哪。曾经当过军人的我从来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经过深思熟虑，一个新的想法在我脑海里形成。走出去，试试看，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
几天后，我把外出寻找陶翙鸣、关玉梅夫妻抗日活动线索的想法向罗丽部长作了汇报。“好！这几天我也在这么想。”原来，罗丽和我不谋而合。
经过沈阳市委宣传部与哈尔滨等各市委宣传部协调之后，作为《沈阳日报》和沈阳广播电台的特约记者（当时我还没有加入省、市作协）——我带着《工作证》《记者证》和区委介绍信立即前往各地采访。
2010年6月22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沿着英雄走过的足迹，前往陶翙鸣、关玉梅夫妻出生、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行程一万余里，开始了艰难的采访之旅。
这年6月，正是酷暑难耐的季节。出发前，我抱着侥幸心里，心想，营口是海滨城市，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都在北边，那边肯定要比沈阳这边凉快?？墒率登∏∠喾?，营口还好一点儿，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等地比我们沈阳这边还热。
为了不走弯路，保证随身携带的5000块钱采访经费够花，我在动身前就制定了一条既方便、快捷，又省钱的坐火车采访路线——先到营口，然后直奔蛟河煤矿和舒兰煤矿，再到牡丹江、宁安、穆棱、哈尔滨，最后去满洲里市。这样，不走来回路。
谁知？第一站刚到营口，情况就发生变化。我到营口下了火车后，已是晚上7点多钟。此时，营口市委宣传部已经下班。我用手机与营口市委宣传部的张燕商定好第二天见面后，就在营口市人大招待所住了下来。哪知？因为水土不服，我的急性胃肠炎老病根儿又发作了。睡到半夜，肚子开始揪心地疼痛，接着连拉带吐，折腾了好几次。好在我知道自己有这个老毛病，连忙吃了3片随身带的复方苦木消炎分散片。第二天，我早饭都没吃，强挺着虚弱的身躯去了营口市委宣传部。在张燕的协调下，我很快就与营口市委党研室和史志办的韩晓东、孟祥卫两位同志见了面。出乎意料的是，韩晓东、孟祥卫早已把陶翙鸣、关玉梅夫妻在营口特委做中共地下工作的珍贵历史资料复印件给我准备好了。
拿到复印件资料，我与韩晓东、孟祥卫两人告别后，本想从营口直接坐火车去吉林省的蛟河煤矿，然后往北走去舒兰、牡丹江、宁安、穆棱。可是，来到营口火车站后，肚子疼得已经让我都直不起腰。没办法，我只好改变主意，买了一张返回沈阳的火车票。
回到沈阳北站后，我直接去了沈北新区中心医院挂滴流。第二天，妻子劝我等病彻底好了再去。可是，我觉着肚子疼得不那么厉害了，知道自己能挺住，于是又出发了。中午，来到沈阳北站，不巧当天没有直接到蛟河站的火车。无奈,为了着急赶路，我只好乘坐从沈阳南站发车，中途要经过抚顺、南杂木、清源、草市、山城镇、梅河口、辉南、靠山屯、磐石等20多个小站才能到达蛟河的慢车。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乘坐这趟没有空调的硬座慢车，可让我遭了不少罪。
从沈阳到抚顺这段路程还行，都是平原，车速挺快，车厢内还算凉爽。谁知？列车一过抚顺进入山区，天已大黑。不论是大站、小站，列车是逢站就停，而且车速立刻慢了下来。漆黑的夜晚，车速减慢，加之又在山谷中运行，车厢内顿时异常闷热。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车厢内有的乘客忍受不了闷热难熬的滋味，竟然旁若无人地脱了衣服，光起了膀子。顿时，一股汗酸味扑鼻而来；有的人嫌捂脚难受，纷纷脱了鞋露出脚丫子。顿时，臭气熏人。
尽管在车厢内热得浑身大汗淋漓，被汗酸味和脚臭味熏得直恶心，我最后还是没能熬住困劲儿，和其他乘客一样，也趴在茶几上呼呼睡了起来。
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列车总算到达了蛟河火车站。
下了火车，我立刻赶往蛟河煤矿。蛟河煤矿离退休干部管理中心丁书记一看我递过去的介绍信，不好意思地说：“你说的李芳这个老干部我还真没听说过，别着急，我帮你查一查。”我跟着丁书记来到档案室，查遍了所有生老病死的老干部档案，也没查到李芳的档案。最后，丁书记说：“我领你去蛟河市委党史部门和档案馆查一查。”我到蛟河市委党史部门和档案馆查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这时，一位50多岁的老干部若有所悟地说：“我分析李芳从蛟河煤矿调到舒兰煤矿，是不是连档案也一起带走了。不然的话，她在我们这工作过，怎么查不着她的档案呢？”“对呀，有这种可能。”丁书记补充道。
下午3点多钟，我赶到了舒兰煤矿。
舒兰矿业集团干部科科长马乐佰一见我穿着被汗水湿透的衬衣和满头大汗的样子，很是感动，不紧不慢地说：“没想到你们沈阳人对抗日英雄是这样的重视，大老远的来采访这件事儿。李芳这个人我知道，小时候我还和她的儿子一起玩过呢。你放心，我尽量帮你找。不过，李芳的档案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多年了，她的档案还有没有我可不敢保证。”说完，领着我直奔档案室走去。
走进档案室，马乐佰打开了几个卷柜，一连拿出好几个档案袋，迅速地翻了起来。不一会儿，马乐佰惊讶地说：“老弟，你可真没白来，真有。”
我一听，急忙拿起照相机，对准李芳6本厚厚的档案，“咔嚓咔嚓”，一页又一页地拍了起来……
离开舒兰煤矿，我好不兴奋，立刻返回了舒兰火车站买好了第二天开往牡丹江的火车票。第二天傍晚，在牡丹江住了一夜，第三天一大早，又坐早班车赶往宁安市。此时，宁安市委宣传部陈光副部长早已安排刘桂银和张佩臣两位同志在等候我。
我接过刘桂银、张佩臣两人赠送的《中国共产党宁安历史》和《中共宁安党史人物》两本党史文献，一看，真有李芳所在的抗联四团在宁安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高兴得喜出望外，连连向刘桂银、张佩臣二人道谢。说完，把书装进挎包，急匆匆地立马就要离开。刘桂银见状，热情地说：“王科长，再忙也得吃完中午饭再走啊。”“不吃了，时间太紧了，我还得去穆棱、哈尔滨和满洲里3个城市。”张佩臣一听，接着说：“我们这有个好地方你不去看看哪。”“啥地方？你们这还有李芳她们抗联部队的纪念馆吗？”我连忙追问。张佩臣笑了笑说：“那倒没有，我说的是镜泊湖。”“哦！镜泊湖，我去过，这次就不去了。”我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
镜泊湖，著名旅游、避暑和疗养胜地，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地质公园。其实，这个美丽的自然风景区我从来没去过。此时，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兜里揣的这5000块钱，满打满算只够采访的车费、宿费和饭费，而且这个预算还是自己向领导报的数，如果钱不够花，回去自己的脸往哪搁？因此，我嘴上这么说自己去过，是怕宁安的同行笑话自己采访经费带的太少。
是的，5000块钱采访预算经费是我自己向领导报的数。为了节省开支，在16天的采访行程中，我只是在营口市人大招待所和舒兰煤矿招待所住了两次宾馆，在其我城市住的全是小旅馆。最让我难忘的一天晚上是在牡丹江哪一夜，那天白天气温达到了零上41℃，马路上的沥青都被太阳烤化了。晚上，偏巧那家小旅馆所在的那个小区停电，电风扇一律停转。半夜，我躺在四下不通风的一个小屋的床上，热得浑身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干脆，穿着背心和短裤走到屋外，坐在小旅馆外面一棵大树底下，一边大口大口地喝矿泉水，一边扇着大蒲扇乘凉，到了后半夜1点多钟才进屋睡觉。
在以后的几天，从车牡丹江到哈尔滨再到满洲里，从满洲里回沈阳，因为不能买到当天的卧铺，办完了事儿又不想在当地逗留，为了赶路，只好仍然乘坐慢车。每天，在列车上困了就趴在茶几上迷迷糊糊地睡上一觉。一觉醒来，胳膊都压麻了。
顶着烈日，辗转8个城市，两个煤矿，马不停蹄地进行了连续16天的采访，寻访了50余名知情人，查阅了30多个知情部门和单位的历史档案，虽然饱受酷暑煎熬和旅途颠簸之苦，可是，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每到一地，各城市宣传部的同行、党史部门人员和各煤矿的政工干部都积极配合，自己的采访任务完成的非常顺利。更让我欣喜的是，走完这些地方，按照在家设计的采访计划和写作提纲，我想要的东西基本上都找到了。
回到家后，我把一本本珍贵的档案资料和各地党史部门的历史文献，很快梳理完毕，接着开始创作。
在创作阶段，有时，写着写着，我被陶翙鸣、关玉梅夫妻的英雄事迹所感动，自然而然地随着主人公进入了剧情，多次忘记了吃午饭；有时，睡不着觉构思故事情节，半夜来了灵感，我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打开台灯接着写作；有时，我一边写一边被李芳在前苏联被误解住监狱的曲折经历所感染，同情的泪水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一次又一次地打湿了电脑键盘……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潜心创作，我终于将发生在陶翙鸣、关玉梅夫妻身上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创作成这部纪实性文学作品。
《锡伯夫妻抗日传奇》总计22万字，共分20章：《英雄夫妻，先后降临人间》《志同道合，同是红色特工》《逃出魔掌，及时挽救组织》《回到家乡，播撒革命火种》《星火燎原，组建沈北区委》《南下营口，开展工人运动》《讨回“花红”，惩治日本强盗》《北上冰城，从事特委工作》《举行罢工，反抗日伪统治》《母子分离，孩子艰难长大》《官逼民反，农民揭竿而起》《返回沈阳，献出年轻生命》《西进内蒙，护送过境同志》《赴苏深造，回国公开抗日》《组织自救，支援抗联队伍》《反击“讨伐”，冲破日军包围》《奇袭远征，大灭日寇威风》《再次出国，蒙冤滞留苏联》《战友相助，北京平反昭雪》《走进矿山，为国再立新功》。
通过以上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感人故事，真实地再现了陶翙鸣、关玉梅这对中共红色特工南下营口、北上哈尔滨、穆棱、宁安、牡丹江，西进内蒙古，远赴苏联等地，一心抗日，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
读完《锡伯夫妻抗日传奇》这部纪实文学，人们才知道，陶翙鸣、关玉梅夫妻在跟随中国共产党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艰苦岁月，夫妻分离，抛下幼子，隐姓埋名，积极工作，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无怨无悔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和青春年华。
锡伯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光荣传统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南迁驻防”、“西迁戍边”，多次谱写了英勇善战、忠于祖国、民族团结、和建设国家的辉煌篇章；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支英雄的民族同样挺身而出，舍生取义，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救国救民的伟大斗争中。
沈北新区宣传部之所以花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创作这部作品，一方面是借助艺术手段讴歌陶翙鸣、关玉梅这对锡伯族夫妻的英雄事迹，以此大力弘扬锡伯族文化；一方面是通过解密尘封多年的这对英雄夫妻的历史档案，向读者介绍沈阳人民当年抗击日寇侵略东北的那段难忘历史。
创作《锡伯夫妻抗日传奇》这部文学作品，不仅是我们辽宁人为锡伯族文化百花园增添的又一朵瑰丽奇葩，更是做强、做大和做好锡伯族文化的又一次创新之举。正如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徐光荣会长在该书序言中写得那样：“这部新著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不仅是辽沈地区锡伯族文化建设新的收获和成果，也必将成为对全国青少年和广大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所以这部作品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更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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