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李青松的生态散文新作《看得见的东北》兼具生态视野与人文情怀。他以博物叙事悉心勾勒东北林区生机勃勃的生态景象，发掘自然之物的自在之美与内在价值，表达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之情。与此同时，他也在对人与自然共生之象的历史回眸中聚焦人的境遇，揭示时代变迁中人的命运走向与精神图景。李青松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理性思维，在以文学呈现并接续东北林区文化与记忆的同时积极寻求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
李青松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其早期散文小品已显露出自然意识的萌芽。90年代以来，他持续深耕于生态文学领域，创作出版了《遥远的虎啸》《万物笔记》《大地伦理》《相信自然》等作品。他在林业部门任职数十年，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皆行履于东北的山林中，这“使他的视野从未离开大自然，使他对森林、大地有完整的生态认知，使他对现代生态学知识有所涉猎，也使他对生态问题的观察远胜他人”。他以宏阔的生态视野观照自然万物，在创作中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李青松认为，“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它除了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之外，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以此为出发点，他在作品中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凸显人的责任与担当。其近作《看得见的东北》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带入到对东北林区生态的考察书写中。作品剥离了大众熟知的工业符号和市井喧嚣，聚焦被“遗忘”与“忽略”的林区，书写着“林区的历史与文化，林区的荣耀与辉煌，林区的困惑与迷茫，林区的温情与悲歌，林区的变革与新生”。李青松以脚步丈量大兴安岭的土地，以目光轻抚哈拉哈河的柔波，将东北林区的呼吸与脉动凝结为19个章节的生态书写，以兼具生态视野与人文情怀的文学笔触，实现了对东北林区的生态叩问与精神观照。
一
看见山林之美：以自然为主体的东北生态书写
东北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植根于其雄浑辽阔的自然地理特征。连绵起伏的山峦和松涛翻涌的林海，构成了东北林区自然景观的底色和基调。李青松从博物学视角对东北林区的自然生态进行系统性梳理，将动植物、地理景观与生态链的细节纳入文学框架，形成了科学性与文学性交织的生态档案。
在《看得见的东北》中，李青松对东北林区动植物的体貌特点、自然习性有着极其生动细致的描摹，以充满律动的生命景象勾勒出东北山林的动态画卷。《哈拉哈河》一章中，作家书写了哈拉哈河两岸生机勃勃的动物生态。从性情温和、叫声如金属响器的花尾榛鸡，到一巴掌能把人拍晕的黑熊，到拥有飘飘然的漂亮尾巴如同拖着一朵云在林间窜来窜去的松鼠，再到甩一下尾巴便能将渔船掀翻的哲罗鱼，作家的文字犹如移动的镜头，鲜活逼真地记录了山野林区的生命景象。他时而将“镜头”推近，以精致的特写勾勒小生灵们的动作声响；时而将“镜头”拉远，以航拍视角俯察哈拉哈河之汹涌和两岸山林之壮美。随着文学镜头的推拉摇移，一幅自在翩然的动态生命画卷徐徐铺展开来，森林的静与肃反衬动物的活与喧。读其文字仿佛置身于山林之间，静享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在真实记录自然景象的同时，李青松还运用极具知识密度的博物叙事，深度呈现动植物的生长环境和生物习性。与百科全书详尽而基础的理性解说不同，李青松对自然生物的文学捕捉更具文人的敏锐觉察和生命情怀。他在《大马哈鱼》一章中记述了大马哈鱼洄游之路的危险与艰辛，感慨这场为了繁衍而进行的不可思议的壮举。他在《大兴安岭笔记》中暗自疑惑：“蘑菇为何就喜欢雷声呢？没有雷声的季节，它是怎样蛰伏在大地里的？是怎样积累自己的能量的？蚯蚓是它的同伴吗？”他在《哈拉哈河》中惊叹于大自然惊人的自我恢复能力，述说了沉默的哈拉哈河和两岸森林系统为平衡生态所贡献的力量。在对自然进行观察了解的过程中，李青松始终保持其作为旁观者的视角。他满怀深情地凝望自然，悉心勾勒它的美，又不无节制地表达着自己内心的好奇与想象。面对自然中种种奇异景象，他在惊异之余却依然保持孩童般的谦逊和探索欲，警惕对自然进行人类中心主义式的道德评判，力求在文字中让森林中的每一种生物、每一块土地都展现出生命本身的自在之美。
这种以自然为主体的生态意识深深地渗入李青松的生态文学创作中。他并没有孤立地描写自然风物，而是将其置于历史文明和生态系统的关系网络中。他在创作中有意打破线性叙事，通过博物细节的跨时空关联，构建起地质时间与人类时间的对话。在《哈拉哈河》中，李青松以哈拉哈河为地域载体，将时间线延伸至百万年前火山喷发河道形成之时，试图在时间长河中找寻其绵延更迭的印记。在历史的洪流中，哈拉哈河始终以亘古未变的涛声见证着人类文明的嬗变：13世纪，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将游牧文明的疆域版图镌刻在河岸的砾石之上；20世纪初期的日俄战场上，近代工业文明的炮火在大河两岸投下可怖的战争剪影；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浪潮中，林区工人喧天的号子声和红松倒伏的轰鸣，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的交响。无论是马背上征服亚欧大陆的草原霸主，还是以渔猎为生的摆渡人，抑或用血肉之躯丈量历史经纬的建设者，在河流以万年计的地质纪年尺度上，这些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风风雨雨，终究不过是微风拂过水面泛起的几朵浪花而已。李青松以哈拉哈河为代表，书写的是整个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强大与稳定，它沉默无声地奔流，周而复始地循环，见证了这片土地之上人类文明的辉煌与落寞，亦无惧于人类武器和工具的征服与破坏。只要拥有充足的时间，它就可以凭借自身强大的力量完成自我修复。从这一点来说，哈拉哈河正是地球上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真实写照与缩影。
作家宏阔的生态学视角由此彰显。李青松通过别具地域特色的东北林区生态的描摹，表达的是对以森林为代表的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崇拜与敬畏。在生态哲学认识论中，“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一个生生不息运转着的过程，一个生机盎然的复杂的活体”。地球上的生物体与其环境是一个拥有不同层级的有机整体，物种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物种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生态世界的平衡与稳定。李青松从生态整体论的视角出发，将地球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一个“活物”，它在不断地平衡着各类尺度，如水源的丰欠、土壤的酸碱肥瘠和空间的盈亏等等，而维系这种平衡主要依靠的就是多样性的物种和自然环境之间复杂而巧妙的配合。因此，在对自然价值进行探讨时，作家并不局限于它在人类文明历史以及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而是更多聚焦于其潜藏的内在价值，也就是它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李青松看来，生态世界里没有“废物”，即使再微小腐朽破败的生物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也自有其用处。在《哈拉哈河》中，他写到了森林群落里生物群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它们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即便是那些再无任何使用价值的枯树也不是废物，“正因为有枯朽老树的存在，才意味着一方森林的生长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才构成了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在《红松之美》中，他再次以枯树为例，更加具体地阐释了物种多样性之于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枯树的空洞是紫貂、青鼬、艾虎、松鼠、花鼠、灰鼠、鼯鼠等兽类和原生蜂蜜栖居的巢穴，是黑熊的冬眠之地，是虎、豹、猞猁的栖身之所，其衰枯的木制繁生的天牛幼虫又成为森林卫士啄木鸟的美味佳肴。自然万物之间相生相克、捕食与被捕食、寄生与被寄生，构成了一个稳定平衡的生态系统，“一片原始林就是一个世界”。
对于李青松来说，生态学不仅是他的写作视角，同时也是他理解和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他的世界观。在《看得见的东北》中，他所书写与呈现的不仅是人们眼中的山林风景之美，而且是山林本身作为自然之物的自在之美，是山林作为主体的内在价值。所谓“自在之美”，指的是事物本身的美，它不依赖于人主观的价值判断而存在。以往人们谈到美，包括自然美在内，常常将其认定为一种人类主观的感受和判断，但是德国生态学者汉斯·萨克塞（HansSachsse）告诉我们：“美不仅仅是主观的事物。美比人的存在更早?！彼枚镌谇笈际钡淖晕冶硐掷粗っ髅啦⒎侨死嗟淖ɡ镆灿忻赖母惺?，无论我们看见与否，那些自然中的美的特征都是客观存在的。同样，无论我们看见与否，自然中的一切都拥有其内在价值。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并非唯一的主体。以人为主体审度自然，便会看到自然为人类社会提供的价值，而以自然为主体，自然内在的价值与诗意才真正得以浮显。
二
回望时代之象：历史交错中的林区记忆与精神图景
《看得见的东北》不仅是一部东北林区的生态之书，更是一部黑土地的人文史诗。李青松在书写东北林区深刻的生态意义同时，亦赋予其深厚的人文情怀与历史积淀。通过对东北林区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的交织书写，作者不仅展现了林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走向与精神图景。
李青松在书写自然的同时，也关注自然中生活、劳作的人。在他看来，生态文学不是只写自然，而且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北林区的历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之间博弈和共生的微观史诗。早年间，人们以采集和渔猎为生，依赖自然也敬畏自然。在《贡貂》《鳇鱼圈》等章节中，作家生动再现了满族猎人和锡伯族渔民在狩猎捕鱼前的祭祀文化，人们在向自然索取时始终保持着对自然虔诚的敬畏之心，这是古老渔猎文化留下的人与自然之间原始而朴素的信仰。新中国成立后，木材生产是当时的头号产业，东北林场成为祖国的木材仓库，为各地建设贡献了近10亿立方米的木材。自那时起，蒸汽机车承载木材驶向全国，见证了东北为新中国建设而铸就的“独木撑天”的辉煌。从森林铁路的铺设、维护、运行，到木材的砍伐、运输，整个过程凝结了百万林区人的心血付出。随着伐木时代的到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相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林区人的生活、情感始终都与自然紧密相联。他们以伐木为业，以林海为家，更以林区人的身份为傲，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木头决定林区人说话的底气。”然而，森林资源并非取之不尽，面对天然林流失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过度砍伐给生态造成的巨大损伤。20世纪末，国家下达“禁伐令”，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就此宣告伐木时代的结束。林区人在经历产业转型的困惑与迷茫中，又开始探索和找寻与森林相处共生的新方式。
在对林区历史过往回溯的过程中，李青松重点书写了人与自然的共生之象。对于文明进程中由于人类过度捕捞、狩猎、砍伐给自然生态造成的损伤，作品也多有呈现。如在《鳇鱼圈》《贡貂》等篇章中，作者不无痛心地指出，鳇鱼和紫貂在东北林区的销声匿迹，正是由于人类无节制的索取造成的不可逆的生态损伤。但是，李青松并没有一味地站在生态视角上去控诉和诘责人类中心主义的霸权行为，他在关注人类生产实践给自然生态带来变化的同时，更多地将笔墨聚焦于长久以来人与自然交往共生过程中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在人与自然组建的生态哲学关系中，自然是主体，人亦是主体。自然之美及其内在价值固然需要被看见，人的生活、人的文化、人的情感也同样值得书写与珍藏。
在《林老大话当年》《林区语言》《告别棚户区》等篇目中，李青松通过实地走访与考证，将那些深藏于林区历史记忆里的时代过往真实再现于读者面前?！豆印访杌媪松尥ㄇ叭肆μ尽⑺肆魉偷睦投跋?。伐木工人通过“抬木号子”协调动作，声震林海，展现出集体协作的力量。在《林区语言》中，李青松将正在走向消亡的林区语言一一登记造册，其中既有日常伐木运输过程中的必要步骤，如“下件子”“集材”“吊卯”，也有提醒伐木作业安全的“回头棒子”“坐殿”等，那些繁复的伐木经验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下浓缩成一个个简略的词语，看似粗糙，却承载着长期生产实践过程中凝结而成的集体智慧，更是一代林区人艰苦劳作的投影。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酒是极寒天气里御寒的良方，也是人们劳作间隙的情感纽带，《白酒一碗舒筋血》以林区独特的酒文化，勾勒出林区人豪饮健谈的性格和坚韧耐劳的品质?！陡姹鹋锘吠ü狭智说目谑?，于今昔对比中展现了林区居住环境的变化，也从侧面书写了一代林区人在恶劣环境下不畏艰苦、无私奉献的精神?！读掷洗蠡暗蹦辍返莱隽肆殖」と宋ツ镜纳钋械娜僖杏胱院栏?。所有这些讲述，如同拼图一般组合还原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图景，而这幅图景的构建离不开林区人在艰难困苦面前无私无畏、乐观豁达的精神态度。林场的伐木工人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在长期的集体协作中，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似的集体性格和自我身份认同，这也是林区文化得以形成的基础。在他们朴素的价值观认同中，自己是林场的一部分，而林场是国家的建设支柱，他们砍倒的每一棵树都与国家的建设紧密相联，他们的自我价值也由此得以实现。正是这样一种坚定的职业信念与担当，支撑着这些血肉之躯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卓绝的坚持与付出，进而铸就了那个时代“独木撑天”的传奇与辉煌。
然而，以生态损耗为代价成就的建设发展终究是无法持续的，“禁伐令”的实施宣告了伐木时代的终结，森林休养生息，林区人的生活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告别伐木时代后，林场工人该何去何从，他们又该如何面对自我身份的转变和价值感的断裂，这是每个林区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人被裹挟其中却无法立时追随时代的脚步完成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让他们在面对改革与转型时萌生出一种时代错位感。在《老号森铁》中，李青松以森铁为线索，串联起不同时期的森林记忆。记忆里冒着蒸汽的小火车在绿意汹涌的山林间驶过的场景，与眼前荒草连天、破旧不堪的景象交叠在一起，带来一种直观的视觉冲击与剧烈的情感震荡。曾经满载着木材和欢声笑语的小火车，如今只剩下一堆废铁残骸，与它命运相同的还有那些闲置在角落里结满蛛网的伐木工具。它们已然成为历史的遗物。今天它们的存在更像是一个隐喻，象征着这片土地辉煌过后的落寞，也承载着那些与现实格格不入却又无处安放的怀旧情绪。
李青松在多个篇章中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了老林区人在告别伐木工作后内心的失落感和对森林的怀念。不同于年轻一代对新生活的适应与融入，老林区人感受到的更多是变化带来的困惑与迷茫。他们在森林中工作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他们的精神世界早已深深扎根于森林与土地的生存逻辑中。林区人长期以伐木为业，伐木不仅是其谋生的本领，更是其身份和自我价值的核心象征。他们用力量和汗水支撑起国家的建设，这种职业信仰曾赋予他们强烈的自豪感。然而随着禁伐令的颁布实施，他们失去了谋生的方式，感觉“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一觉醒来，却突然发现自己没了双腿”。与此同时，家乡也早已没有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空间，身份认同的缺失和价值感的断裂让他们深陷于迷茫之中，无论是家乡还是林区都无法给予他们真正的归属感。正如作者在文中所写：“林区不是他们的故乡，但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斧锯之声中消逝的。当日渐残破的森林拖着疲惫的影子退出他们的视线，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根并不在这里，只是他们杂七杂八的口音中已带有浓浓的松树油子味?！?/p>
曾经辉煌的过往，如今已然化为沉寂，那些往昔的记忆也连同废弃的车厢、破旧的站台、生锈的伐木工具一起成为历史遗物。如果不是文学将其及时地捕捉与打捞，再过数十年谁又能记起这一代林区人的命运悲欢？时代的巨轮驶过，只留下斑驳的辙痕，而这又何尝不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整个东北的境遇。
在《看得见的东北》中，我们不难读出李青松对过往时代的追逝，以及对林区人命运转折的悲悯之情。他深深地共情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包括生长于其中的自然与人。但是，李青松并未完全缠绕于人的境遇之中，生态学给予他宏阔的整体主义视角和历时性视野。他将人的悲欢寓于生态书写之中，于自然观照中反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况。自然之于人类，不仅仅是共生的环境，更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众生的悲喜。李青松在作品中写道：“世界不是在某一时刻创造的，而是在可变的运动中慢慢创造出来的”；“时间则是在舍弃万物的同时创造万物”。自然中的一切皆是在时间变化中造就而成的，自然的损伤需要时间来弥合，而人类在文明进程中的精神之殇亦需要这样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面对变迁，或许我们更应该去向自然寻求启示。
三
谋求共生之道：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建
告别了伐木时代之后，该怎样重新认识自然，该怎样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李青松在《看得见的东北》中探索和思考的问题。在作品中，作家通过东北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的交织书写，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构想。
作家对东北山林自然生态的描摹和林区人精神品格、文化形态的书写，形成了一种巧妙的互文?！案叽?，伟岸，通直，不畏风雪和严寒”的红松，掩映着林场工人坚韧耐劳、昂扬向上的精神品格；在火山岩的废墟里蓬勃生长出来的红柳和白桦，仿佛暗示着传统渔猎农耕文化在转型过程中强大的再生能力；大马哈鱼不远万里的悲壮洄游，以及以黑嘎爹为代表的赫哲族渔民对传统渔猎文化的执着坚守，又形成了某种奇妙的隐喻。在李青松的笔下，自然生态与人类的精神、文化之间似乎保有一种神奇而又深入的联结，也许是脚下的黑土地给予他们共同的生命基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人与自然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生态哲人认为，“世界的存在是一个由人、人类社会、自然界组成的有机整体，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人生活在自然之中，是自然机体中的一部分，“人类社会也只能是建立在一定自然环境中的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其实并没有截然的界限”。正是人与自然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塑造，共同造就了东北独特的生态世界与人文景观。
这种生态整体论的视角始终贯穿于李青松的创作之中。一方面，他关注物种多样性之于森林生态系统运行的重要性，珍视自然中的每一个生命体；另一方面，他也将人与自然关系纳入生态整体论的视野之中。在对历史的回眸与梳理中，他既书写了早年间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原始景象，也关注到封建王权统治下东北水系被纳入权力网络中的政治属性，还清醒地觉察到工业时代到来后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理性给自然带来的损伤。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一直为人类所利用，而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也同样为自然所塑造。森林中奔跑跳跃的紫貂，因其皮毛“色泽华美，柔软轻暖，拂面如焰”，成为猎人追逐的对象，进而衍生出满族猎人狩猎时独特的捕貂文化，以及清朝作为王权象征的“贡貂”制度。参天而立的红松、白桦，因其高大通直、加工性能良好，成为工业时代基础建设的原材料，也由此塑造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东北林区文化，以及百万林业职工以伐木为业的生产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印证了人与自然互为主体。我们常说自然是人的环境，人是主体，但其实，对于自然界中的其他存在物来说，人也是它们的环境，它们才是主体。所谓“人类中心”，不过是工业时代中人类在工具和机械的加持下所产生的幻觉而已。人类固然可以依靠工具和蛮力短暂地驯服自然，让它服从于人的支配并沦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工具，但在此过程中，自然所承受的一切也必然会反噬于人类，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而这似乎正在逐渐成为现实：大量野生物种濒临灭绝，山洪泥石流频频发生，全球气候变暖……人的生活环境已经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与此同时，人的精神世界也面临着被异化的?；?。在工具理性的辐射下，不仅自然沦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工具，人类自身也成为了工具。人的存在就如同机械上的轴承、斧头上的利刃，他们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辨别与思考的能力，也无法看到人类利益以外的世界。
现代工业进程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损伤了人类生存的外部自然环境，也扭曲了人内在的自然天性，从而造成了自然界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双重?；?。在《大马哈鱼》一章中，赫哲族渔民黑嘎爹因为无法适应新居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而无精打采、一病不起，无奈之下，村主任只好又让村民用门板将其抬回江边的撮罗子，结果他的病竟然神奇地痊愈了。黑嘎爹的“病”因远离自然而起，又因回归自然而消除，这或许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的普遍现状。当今时代，人们被隔绝在一座座由钢筋水泥铸起的围城之中，在远离作为生存环境的自然界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内在的自然天性。然而，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不过只是近两三百年的事情，在此之前的上百万年间，人类都是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谋求生存之道，对自然的依赖与崇拜早已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印刻在人类的基因中。对于自然，人始终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与亲近之感。也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人们仍将自然视为家园般存在，渴望在乡野田园中获得诗意的栖居。
只有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理性思维，人类才能真正地看到自然。也只有在告别伐木时代之后，人们才会认识到自己给森林生态系统造成的伤害。人与自然本就是一个有机整体，之所以会出现错置，就是因为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这个统一体常常被割裂、被对立。在《林老大话当年》中，林场职工在访谈中诉说了当年林区工人的荣耀，也道出了伐木时代过后林区的寂寥：“林子没了，野生动物也就没了，就连狍子、野猪也很少见到了?！敝钡秸馐保嗣遣耪嬲馐兜?，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互利共生的，生命的原则是和谐，而不是征服、不是掠夺，更不是杀戮。
告别了伐木时代之后，该怎样重新认识自然，以及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李青松试图在他的创作中给出问题的答案。他以广阔的生态视野告诉读者，认识自然，就是看见自然的自在之美，就是深刻理解自然之物之于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忽略人的存在和人的价值。人与自然互为主体，人类不该以自我为中心将自然工具化，但是也不能完全以自然为中心，彻底否定人的实践活动，抹杀人的价值。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要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要关注人的需求和人的境遇。人与自然互利共生，这才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方式。
在《大马哈鱼》《鳇鱼圈》《老号森铁》等篇目中，李青松书写了林区人在林区改革过程中所作的积极尝试：老一代伐木工人转型成为护林人，年轻一代的林区人则乘着怀旧经济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东风开展民俗旅游、森林旅游。赫哲族青年黑嘎和冬妮娅在黑嘎爹的撮罗子旁，开了一家“撮罗子江鱼馆”，他们采集野生蓝莓酿制蓝莓酒，养土蜂割蜂蜜，开垦菜园自产自用，还将自制的蓝莓酒、土蜂蜜和手工缝制的鱼皮制品放在网上售卖，古老的农耕渔猎文化在年轻一代赫哲族人的手中得以接续，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黑嘎和冬妮娅的故事不仅承载了作家对林区新生活的浪漫想象，同时也是现实中留守东北的新一代林区人的真实写照。2011年，北极村成立旅游公司，所有的渔民都成为公司职工；而在距北极村1700多公里外的长白山林区，曾经满载木材的老号蒸汽机车则在经过改装后化身成森林旅游的交通工具，吞云吐雾穿行于山林之间。在经历了命运的转折与价值感断裂的阵痛后，林区人又在废墟之上崛地而起，奋力实现文化的重启与新生。
与此同时，在休养生息的禁伐政策之下，森林生态系统也在逐渐恢复，森林的野生动物日益增多，曾经残破的森林正在愈合，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渐渐回归原初的模样。在《大兴安岭笔记》中，作家将大兴安岭卓尔大峡谷的民俗旅游和生态养殖勾勒成一幅绝美画境：在“举目满眼绿，移步全是景”的山林间，野生的马鹿、狍子和人工饲养的牛群相伴相随，家猪和野猪“自由恋爱”，人的生活仿佛一幅绿意盎然的画卷，人与自然复归为和谐的统一体。这正印证了怀特海的有机过程哲学观点：“要在个体有机发展的同时进化出一个有利的环境，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每一个有机体对环境的影响都应当有利于其他同类有机体的持续?！闭庖舱前露唷だ虏ǖ拢ˋldoLeopold）的土地伦理观：“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比擞胱匀恢挥性诨ダ采墓叵抵校拍苋梦颐巧泶Φ氖澜缛涨魍晟?。
或许一切正如作者所言：“人类的智慧可以解决人类的智慧所引发的任何问题?！倍绷智淖鸵揽康木褪恰白钡闹腔邸Ｍü?，将古老和陈旧变为陌生与新奇，古老的文化和陈旧的记忆借此得以重生。在“蘑菇圈”一节中，李青松曾赞叹蘑菇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强大的转化作用：“当腐败之物行将瓦解的时候，蘑菇将一切消极的能量迅速转化，靠自身的内聚和吐纳，建立起生态系统中新的法则、新的秩序?！鼻∪缒⒐酱痈苌锾迳洗丛斓拇?，林区人也依靠智慧的力量让走向没落的传统文化和行将消失的林区记忆焕发出新的生机。人与自然再次形成绝妙的互文。如果说森林生态的恢复依靠的是其自身强大的“吐故纳新”的转化能力，那么东北林区文化的重生所凭借的则是人类不竭的智慧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结语
李青松将生态整体主义视角灌注于文学书写中，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兼具生态视野与人文情怀的东北叙事。作家以生态视野观照世间万物，通过富于科学密度的博物书写，呈现东北林区生态的自在之美，发掘自然之于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与此同时，作家在对人与自然共生之象的历史回眸中聚焦人的境遇，记录时代辉煌下东北林区生机勃勃的生活文化景象，叙写改革洪流中一代林区人的困惑与迷茫。李青松深深共情于这片土地之上的每一个生命，他对自然与人的观照始终在历史的、整体性的关系网络中，试图展现事物存在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关联，寻求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李青松以文学为镜，映照出黑土地下涌动的生态自觉和精神力量。翻开作品，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东北，更是被现代性割裂后走向弥合的人与自然之魂。
上一篇：万物共生的文学回声
下一篇：放声歌唱：儿童文学的史诗性表达
赞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