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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声轶话》和《耳朵还有什么用》的对读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说”和“听”这对在日常生活看似彼此对应的关系却在牛健哲的创作中产生了别样的意味?！兑羯蠡啊防?，“我”偶然听到了一首用洛佐语演唱的情歌，这让“我”不仅迷上了这种澳洲继生社会群落的方言，也迷上唱情歌的人。开始这门语言的学习，“直觉告诉我洛佐语有一定的成瘾性”。这是一个奇异的过程，先是舌头肿痛，喉咙发炎，难以吞咽，发音也十分困难，可“我”愈发欣喜，因为有资料显示洛佐语与“腔道炎症”密切相关，甚至是一种“愈后语音”?！拔摇敝鸾コ两诼遄粲锏哪嗾永?，开始频繁口吃，但只要用“原本语言的短语和句子模仿想说的音调”便能流利如常，只不过别人再也无法接收言语的本意。牛健哲用具体的场景呈现了这种语音和语意的分离，比如逢人挡路，“劳驾你让一让”被说成“这条路应该走得通才对”；要表达“半个小时候后我去楼下把东西交给你”，经口唇发出的却是“要看见我就站在路边的大石头上”；遇到妻子身体不适，“我”对她说“朝久久没有动静的地方看”，音译成洛佐语其实是“数一数你有几天没这么麻烦吧”。这些看似荒唐的语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小说的核心，它当然不是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讨论语音和语意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实现统一，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去揭示并反思语言的局限与沟通之难。小说没在现实生活的语境里以细微的语言偏差来描摹表达的困境，反而以某种跳跃、撕裂的语音和语意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荒诞形态极力放大着表达本身的乏力。于是在“我”沉浸于某种语言秘密的同时，“有时也很想宣告本意、要挤出口吃的阻障”，却也会受困于表达的艰难，“重投洛佐音韵，靠模拟语调安然度过”。可牛健哲显然不甘心让“我”如此得过且过，就当“我”在南方恣意享受着洛佐语“葡萄结构”由串联音带来的歧义疾速堆叠的快感时，儿子病危的消息不期而至。返程中“我”咽喉痉挛、只字难吐，为出租车指路时暴躁喊出的“叶脉并不是对称的”和“七十岁以后结伴照镜子”更是让司机不知所措。是妻子的一记耳光把“我”从洛佐语的梦境中拖了出来，至于语言学界有关洛佐语是否可被看作一种真实存在语种的争论已变得没那么重要，“我”有了新的工作，和妻子打理好新居，一点点带大孩子，与人相处也顺畅自然起来。

　　如果不嫌较真地从语言符号学的角度重审《音声轶话》，牛健哲其实在小说里实施了某种能指与所指的断裂实验，洛佐语作为虚构的元语言暴露出言语行为中“以言行事”功能的系统性崩溃。当承载意义的表达在小说中完全成为洛佐语的音调模拟，那么语言便不再建构或作用于现实，反而成了现实坍塌的催化剂。这种抽象的语言学困局在牛健哲创造的生活场景中愈显尖锐，因小说人物陷入了洛佐语的私有语言系统，其所有的言说和表达都彻底沦为了自我指涉的符号闭环。小说中语音和语意的断裂让表达的间隙成为吞噬意义的深渊，《音声轶话》以近乎残酷的手段叩击着每个言说者不容置疑的存在感，它提示着那些人们自以为建成的语言桥梁可能只是悬浮在认知断层上的海市蜃楼。牛健哲对此没有给出廉价的答案，却让小说人物在“像个有失忆症的逃犯”式的解脱和一记耳光带来的肉身痛感之间实现了某种世俗的、被规训的逃离、妥协与重返。洛佐语最终被医学院的朋友辨认出是可能对儿子有效的“缓解哮喘的呼吸调理发音法”，但这个充满意外和自我安慰的结尾并不能掩盖小说有关言说与倾听的思辨，当代生活中种种符号游戏的狂欢是否覆盖了被语言障壁阻隔的现实质感？或许所有的表达困境终将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语言的主人还是被语言异化的囚徒？

　　一部书稿的阅读在《耳朵还有什么用》里始终徘徊于前十六七页。它是妻子的遗作，“我”曾一次次下定决心“仔细对待那些字句章节”，仿佛只有在这种充满尊重和记恨的阅读中才能接近妻子决绝离去的秘密。处理过妻子的后事，“我”续租了她的房间，很不情愿地接管了养在那里的狗。某天夜里，一个陌生女人的到来打断了“我”的阅读。当然，被打断的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因为“我”已习惯自己在阅读中昏然睡去，这让书稿前十几页形成了层层褶皱，在一遍遍重新开始的阅读中被反复压实又日渐蓬松。但当这个自称“读东西很厉害”的女人同样睡倒在布满汗湿与褶皱的书稿上时，它便成了小说中难以破解的魔咒，让这部叫做《软骨》的长篇连同其作者的生前世界成了一个被永久封印的荒芜之地。这好似《音声轶话》建构起的洛佐语拟音世界，在形式上有来有往的听说之中其实隐藏着无法穿越的意义屏障，而“我”和陌生女人面对《软骨》的睡意就像那条名为“耳朵”的狗永远困在追逐尾巴不停旋转的迷局里一样，成了对话失效的活体标本。

　　比起女人表演给对面窗口的戏剧性动因，她在房间里的存在可能为小说提供了更加重要的叙事契机。女人和“我”有一个交易：“等一下对面的窗子里有人时，你过来搂着我，亲热一点；我今晚就帮你读完这部书稿，把情节和你该知道的细节都讲给你。”其实在交易提出之前她就将小说读出声来，这在不经意间将面对书稿的阅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说和听。因此，哪怕“我”用力按下右耳耳屏，让左耳背离声源，小说还是以声音的方式钻入耳朵，“这时阅读记忆倒反常地灵光，我只需听到个把词，就会有一串意象在脑子里被唤醒”?！度砉恰分械奈淖钟纱搜杆偻瓿闪巳中翁淖仁亲魑楦迳系氖泳醴?，再经由女人的朗读变成公共声波，最终通过耳朵在头脑中解码为“我”的私人记忆。这看似顺畅的转化其实隐含着巨大的裂隙与错位，女人的朗读对“我”来说就像出租车司机面对洛佐语指路时的惊慌和困惑，语言符号的活性和不可靠让人只能在误读与重构的夹缝中建立起所谓的理解。更耐人寻味的是，相对的两层窗户在空间上切断了声音传递的渠道，这让女人对前妻的窥视和女人针对情人的表演都成了只见其形难闻其声的默剧。无论对面窗户里闪亮的狗眼，还是对面男人用力挤压在玻璃上的额头，此刻都化作“对话”自身边界的缩影。我们所面对的声音或语言从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被规训的听觉符号，那么当“我”隔着玻璃窗在对面楼男人眼前叼起他情人的耳朵时，小说便以无声的方式宣告着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徒劳和符号化系统的溃败。

　　新近发表于《北京文学》的《尺寸》展露了牛健哲小说的另一副面孔。相比以往创作中有关选择或存在的迟疑与困惑，《尺寸》充满了力量带来的压迫感和由此激发的戏剧性。小说在毫无铺垫的情况下便将人推入了七楼走廊深处，这里正是潘主任办公室所在：“深入走廊的一段路你可能觉不出步子是自己迈的，在他门前的停顿、敲门的节奏和往里走时的举止也都有一种必当如此的模式，你会自动托身其中。”虽然这时我们无从知晓潘主任掌管哪些部门或有多大权力，但寥寥数行便将“必当如此”的权力规训和让人望而生畏的气氛结结实实地楔进小说里。这样的气场于“我”而言只是压力，更何况还想悄无声息地让时间抹平缺勤三周的波澜?！拔摇笔潜唤猩掀呗サ?，前面新来的女生还未进门就碰了钉子，所以“生死未卜”虽显夸张倒也符合男人此刻的心境。意外的是潘主任居然端上一杯茶，“话里流露出不同往日的宽厚、耐心和某种不属于他的突?！?/span>，于是“我”这个在小说建构的权力关系中无足轻重的角色便夹在了两个“在各自的世界里近乎为所欲为的人”之间。

　　其中事由倒也简单，潘主任娶了冯玥，她的前夫石学群扬言要给潘主任“断种”，于是说合的难题便落到了冯玥和石学群共同的同学“我”的头上。牛健哲并未拿出太多的笔墨去追究潘主任和石学群结怨的种种细节，反倒把叙述的重心置于“我”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之上?！拔摇狈丫≈苷壑沼谠谝桓龀锌盏吹吹陌旃搅耸海醇负趺挥锌诮不暗幕?。石学群不动声色地谈起中学时代的旧事，甚至十分体恤地询问老同学生活中的难题，这在小说创建的特定空间中生出令人窒息的氛围压制。牛健哲对这种无形的力量及其压迫感的呈现为小说提供了巨大的叙事张力，正如在七楼走廊深处写出那种空气凝结的质感，超市办公区里火锅蒸腾的水汽、不说话的司机、胆战心惊的女秘书以及因为不肯就范被掰掉钳爪扔进锅里焖煮的螃蟹，都于无声中成为了“我”所面对的咄咄逼人的现实处境。更重要的是，这种境况裹挟着“我”手足无措地踏上了接下来的行程，犹如食材被投入粉碎机，一旦开启便无全身而退的可能。当“我”被迫跟随石学群去“看看热闹”；当“我”得知石学群不只是要给潘主任“断种”更是“记一条命的账”；当石学群在车上不容置疑地抛出“当着姓潘的面替我干了冯玥”的指令……一条条超出“我”现有认知、经验和现实能力的信息剧烈冲击着紧绷至僵硬的头脑。这些事情好似与“我”有关，却又完全不在可被掌控的范围，仿佛让人陷入了被猛然推入某种真空地带所引发的失重与眩晕。在外部强力和内在无力的双重挤压下，牛健哲给了小说人物一个绝望而又自欺欺人的“逃离”现场的幻象：“我边吁气边抿了眼皮，觉得这个晚上不可思议……静默片刻，我也摇下了身旁的车窗，无力料想今晚会如何收场，索性打开那酒壶喝了一口。味道够浓烈?！?/span>

　　从七楼封闭的权力中枢到超市敞开的暴力卖场，《尺寸》中的空间转换暗示着暴力形态的演变：潘主任的紫砂茶具在办公桌上凝固成权力图腾，石学群的火锅则在水汽环绕中沸腾着丛林法则；潘主任的“人事处小题大做”将制度暴力转化为道德训诫，石学群的“合法”宣言更是把黑道逻辑包装成市井俚语。七楼办公室敲门的轻重缓急、文件摆放的角度、茶具的使用方式，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细节在小说里都成了权力异化的缩影，而当“我”被匆匆叫上七楼，在早已过期却“总体能用”的宣传稿与“断种”的现实威胁之间，潘主任端茶的举动成就了权力表演的关键时刻?；蛐碓谑褐贝躺硪Φ男形┝γ媲?，人为构建的权力秩序也会流露出它脆弱、妥协的一面。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不受约束、彰显在外的强力同时又隐藏着让人难以启齿的暗疾。黑道上一手遮天的石学群早被医生宣告“不灵了”，“说这毛病就爱找上尺寸大的”，体制内让人不敢直视的潘主任被撞见在小便池前“一点点滴沥”“直到我事毕洗手，他都没有排放出来”，在小说着重烘托的社会性强力背后，却是属于个体生活的、肌体神经末梢的疲软与失效。小说在借力黑白两道权力运行法则展现出的暴力美学与“尺寸”所隐含的雄性主体话语之间建立起一种奇异连接，石学群和潘主任对外和向内的两副面孔构成了权力主体和性别主体的双重变奏，这几乎暗示着某种心理学范畴的权力或暴力促发机制，前者以行为暴力填补性能力退化的焦虑，后者以体制性暴力掩饰生理性衰退的尴尬。在此基础上，牛健哲又赋予了小说一个意味深长、更具讽刺与戏剧性的结尾。从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侥幸脱身的“我”借着无所适从时盲目灌下的药酒将前妻按倒在床上，“其实她是个相当任性的人，我们在一起最温存的年月，她也没有让我选过体位”。当令人畏惧的石学群和潘主任双双陷于功能性障碍的困扰，谁又成了最后的赢家？那个被体制与江湖反复丈量的“尺寸”，既是压迫的标尺，也是反抗的刻度，但在这场其实与“我”无关却让“我”胆战心惊的闹剧中，似乎只有“我”成了暴力的“受益人”?；蛐硎兰湮蕹Ｇ≡谟诖耍拖穸釉诘缡永锟吹揭怂木奕崾云ずＱ笄虺?，他大概也不会意识到身边那个软弱、无用的父亲和这事还真有那么一丝关联。

　　“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铁锹可以代替父亲?！?/span>如果说《尺寸》里两条巨犬的暴亡还是小说善意的馈赠，那么《秋千与铁锹》则用伴“我”童年的利器寒光映照出精神创口的生长年轮。在“我”成年后反复讲述的童年故事里，铁锹已不再是单纯的武器或父亲的替身，它和废弃游乐场中的秋千共同编织成一张隐喻之网，将个体的创伤与群体性精神困境缝合进“成年”的世故讲述。当一个没有父亲、被同龄人不断欺辱的孩子像那个被当成父亲的男人拍倒“鱼嘴”一样用铁锹把昔日好友打倒在地，这种替代性补偿最终暴露出的深层匮乏便已异化成自我吞噬的循环。但是，秋千的隐喻也同样在小说的缝隙间悄然生长，它不仅是“我”孤独童年的避难所，更是成了悬浮于由戴帽子的男人引入的成人逻辑或丛林法则之上的微弱救赎。它十分顽强地跳脱出童年的创伤、成年后的油滑、讨好与表演以及用于劈开人际坚冰奔向猎物的苦难故事，将暴戾的宿命改写为未完成的救赎。于是在“铁锹”与“秋千”之间，牛健哲完成了他锋利的现实穿刺，权力或暴力的再生产链条中没有真正的局外人，而“秋千”式悬浮的救赎只是边缘人生存困境中的辩证法?；蛐砻扛鋈硕际悄歉鐾献盘伦呦蚯锴У哪泻?，在替代性补偿与救赎的拉扯中不断感到“长在皮肉里的网绳”毫无征兆地收紧。

　　大约创作于十年前的《谈谈小说〈个人阅读〉》是部极具表演性的作品，它几乎让人相信这是一篇批评文章或是对《个人阅读》评论与争鸣的研读笔记。澳大利亚作家加德·卡希尔新近发表于英格兰杂志《第二眼》的短篇小说《个人阅读》同时获得了曼努尔学派和生姜沙龙的认可。它一本正经的叙述其实很难让那些虚构的名词在文本中长久地拥有某种现实认证，但这无关紧要，也可以说叙述或知识层面的真实与牛健哲在这篇小说里的追求并没什么关联。这就像化了全妆的哈姆雷特在舞台上倾情展开那段由“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thequestion”引导的经典独白时，没有人会在意他的扮演者可能是某个计算机学院刚刚入学的新生?；蛐怼短柑感∷怠锤鋈嗽亩痢怠返奈Ρ阍谟诖?，让人带着刚刚经历了恶作剧般的哭笑不得却又满怀好奇地耐住性子跟上前去，看看这个早已被人揭穿底牌的家伙到底在搞些什么把戏。

　　这是有关《个人阅读》创作背景、接受史和批评史的全面创造。“独生子加德·卡希尔十六岁就独自到欧洲游学，在澳大利亚他的父母却把他的三个堂兄妹收养在家里?！?/span>这为曼努尔学派探究作者的创作心境大开便利之门，“他们说卡希尔的母亲有四分之一乌拉圭血统，因而卡希尔有着难以摆脱的南美情结”。如此直接的前后呼应难免让人将注意力转移到曼努尔学派和生姜沙龙的立场上：“众所周知，生姜沙龙对操弄形式的写作向来厌恶，而曼努尔学派自半个世纪前形成以来，还从未屈尊俯就地讨论过长篇小说以外任何类别的作品。”于是，当曼努尔学派只能谈论《个人阅读》的少数段落，“小说”的第一节便成了对独处或孤独形而上的或者说不着四六的文学演绎；当生姜沙龙的成员认为“跳跃和重复表达了作者对读者毫不掩饰的傲慢和漠视”，“小说”第四节和第五节里两族对峙厮杀的场景便十分乖巧地从“桑切斯竭力大叫一声”开始了循环；当曼努尔学派判定“小说”的主人公已不再年轻，作为第八节的《自然珍宝》便有了昔日狮王罗杰拖着苍老又皮开肉绽的躯体躲过鬣狗劫难又奇迹般从兄弟手中夺回了狮群领导权的片段……牛健哲颇具心机地让《小说阅读》将本雅明引文式的写作推向了极致，通过大量引用和拼贴制造出复杂的文本网络。但这并非是要诠释或影射某种批评或创作的得失，反倒以不受外在形式和叙事逻辑限制的“引文”与种种阐释的互动关系建构起《谈谈小说〈个人阅读〉》的故事线索。牛健哲在写作中完全摒弃了作品与阐释的逻辑顺序，由曼努尔学派、生姜沙龙或某个“可靠的阐释者”所提出的观点或掌故倒推并恣意虚构了那些在小说里有背景、有出处、言之凿凿的文本段落，这不但让小说里那些带有普遍性又构成故事情节的文论言说获得了切实又具象的文本佐证，更是以此开启了一场互文性的狂欢。正如生姜沙龙成员认定卡希尔作品中跳跃的引文与重复段落是对读者傲慢的漠视，牛健哲以这种手法和倾向与整部小说自身叙事方式的高度同构，经由从“虚构”到“虚构”的逻辑在多重文本镜像中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真实性边界，让人意识到文本自身充满了不确定的建构性。

　　在这个由牛健哲完全掌控的叙事空间里，凭空捏造的南巴迪夫大学校友甘瑟·布莱思和安妮·佩里的婚讯更是将小说的写作者、阅读者、小说人物、写作者的现实经验和创作动机、评论或阐释的视角交替以及由此引发的各个层面的文学表达，置于某种直接粗暴却又互相缠绕、一发不可收拾的复杂关系中。透过多重文本的嵌套与自我指涉，让《谈谈小说〈个人阅读〉》在很大程度上进入“元小说”的范畴，这种“自反性”结构让创作过程本身成为叙事对象，不仅消解着单一叙事的权威，还提示文本意义的开放属性。阅读者可以在多重文本及其镜像的矩阵式排布中自行生成意义，这也应和着“元小说”让读者参与意义生产的观念。与此同时，小说以戏仿的手法让“引文”和“阐释”在小说中建立起看似荒诞却又极具普遍性和现实性的关系，以毒攻毒般地提示着现代主义潮流之后文学创作与批评中某种形式主义的陷阱。而在小说结尾，牛健哲借“我的朋友”之口透露了《个人阅读》不为人知的创作过程，卡希尔在朋友的书房叫来一个妓女，让她从书架上随机抽取读物轻声诵读，第二天再凭借记忆重新组织了那些文字。这在小说里无疑是种尖锐的隐喻，它一方面消解着文学创作自身的光环，另一方面又让小说呈现出的整套理性的、学术的、不苟言笑的文本阐释、理论争鸣以及不断向外辐射的对虚构与现实、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及其意义的讨论成为一种被形而下的甚至是低俗玩笑驱散的徒劳。从这个层面看，《谈谈小说〈个人阅读〉》面对的并不一定是普通读者，尽管他们也能在关于虚构的虚构中获得一番头脑风暴式的阅读乐趣。但是，牛健哲在这篇小说里预置了太多他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理解、戏谑与自省，他以形式实验的方式反思现代小说的形式危机，让虚构之虚构成为一种有效的文学态度和立场表达。这种对于作家自身文学理想的迂回确认更渴望理想读者与之链接，从而建立起某种写作与阅读、虚构与阐释的共识。但《谈谈小说〈个人阅读〉》终究只是小说而非文论，其互文性的狂欢并没有让它彻底成为自说自话的莫比乌斯环，它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开放性并展开了对文学存在本身的深层叩问?；蛉缧∷到嵛残鹗稣咦钪仗宦兜淖颂?span>“世界不值得嘲笑，《个人阅读》也没那么犀利”——在“引文”与“阐释”多重文本镜像构成的隐喻中，在信息碎片化和意义溃散的当代语境中，个体如何面对“虚构的真实”和“真实的虚构”便成了一个切实的问题。可能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文学创作，也关乎人如何认识眼前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