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上海书展，全国名家作者云集现场，为读者奉上一场场书香馥郁的精神盛宴。今天，本报读书副刊特邀陈平原、陈正宏、苏智良、戴从容等名家撰文，为读者朋友们介绍他们带到书展现场的最新著作,或展示AI新技术时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前沿思考，或阐释中外经典研究中的学术新见，或详述可歌可泣的历史风云与当代回响，思考深入、视角独特，相信会给读者带来启发?！嗾?/span>
陈平原：我编《AI时代的文学教育》
从25年前撰《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学术界》2000年第5期），到前两年多次演讲《中文系的使命、困境与出路》（《读书》2024年第1期），再到今年元旦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人文学科要做好迎接人工智能挑战的准备》，我逐渐意识到，以阅读/思考/写作为主业的人文学，正面临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带来的严峻挑战。而迫使我暂时搁置众多手头杂务，正面迎接此挑战的机缘，则是今年春节期间DeepSeek的横空出世。
有感而发的《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在2025年2月12日《中华读书报》整版刊出，引起北大校方的高度重视，于是有了与北大出版社合作，主编一册专题文集的设想。2月26日发出约稿函，最初约定4月10日截稿，后推迟到4月底。约稿函说明文集的编写宗旨及技术指标，且附录《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一文供参考，朋友们很清楚能不能应承，以及如何撰文。因此，整个组稿工作很顺利。发出约稿函45份，最后成文33篇，这已经非常了不起。即便最后爽约的朋友，也大都表示会持续关注此话题。
这是个全新的课题，谁也没有绝对把握。一开始我就表态，尊重每位作者的立场，文章不强求一律。除了统一体例，改动个别用词及史料，所有文章基本保持原样。我的任务是审阅文稿，将其分门别类，斟酌各辑标题，并撰写序言。所谓“四重奏”的说法，是编书过程中突然冒出来的；但一开始征稿，确实就有意识地往各个方向发展。最后编成第一辑“AI与人类命运”，第二辑“AI与诗文写作”，第三辑“AI与人文教育”，第四辑“AI与课堂教学”，如此兼及“道”与“技”，高低搭配，错落有致，自认为很理想。
北京大学出版社不负众望，8月初便推出印制精美的《AI时代的文学教育》，封底是以下三段话：
从ChatGPT横空出世，到DeepSeek震惊全球，短短几年间，人工智能从一个高深的专业领域，变成一个狂欢的全民话题。从政府到民间到学界，各行各业，无论持何种政治/文化立场，此刻或日后，都将受其深刻影响。作为大学教授，尤其是人文学者，对此自然格外敏感。
世界史上，每次特别重大的科技进步，都会伴随一定的价值重组、社会动荡，以及知识结构的变迁。这回自然也不例外。若干年后，震荡期过去了，回头看，今天的好多想法与论述，很可能显得幼稚可笑。但那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寻路的迷茫、痛苦与挣扎，值得尊重与保存。今天的所有思考与表达，都当作如是观。
考虑到巨大的冲击仍在进行中，离达成社会基本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我们的杯子又如此的小，遂决定量力而行，仅仅聚焦大学里的“文学教育”。这个题目内含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深刻反省，以及对于文学教育的宗旨与目标、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论文要求与学术伦理等的重新思考。
此乃摘录我的约稿函，因言简意赅，传播效果不错，出版社于是将其作为“广告词”，我也乐观其成。
全书收录征文33篇，加上我自己的四则；作者以中国文学研究为主，旁及外国文学、民族/民间文学、数字人文等。说“老中青三结合”，那是开玩笑的，但约稿时确实注重见多识广的名教授，也包括入职不久的青年教师，还兼顾国内外不同大学。因为，年龄及位置不同，面临的难题以及思考的方向自然有异，都值得认真倾听。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题目定得更宏大些，那样约稿范围更广，读者也可能更多。除了我本人的阅读视野及交际能力，更因此书的自我限定——与其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不如追求把控得住，有真切体会，能把事情大致说清楚。另外，“阅读与写作”，此话题涉及面其实很广，在整个人文学领域都很有代表性，读者完全可以举一反三。
在收入本书的《人文学者：怎样与AI共舞》（《中华读书报》2025年3月19日）中，我曾提及：“我理解的‘与AI共舞’，是在承认?；⑹视Ρ浠耐?，坚守人文精神，保有人类的尊严与价值。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乃我辈长期努力的方向，也是注定必须经历的磨难。不要惊慌失措，可也别以为可以轻易获胜，依我浅见，这回的变革，比前面提及的引进索引或使用数据库要深刻得多。作为个体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万全之计，确实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里算哪里?！?/p>
没人指望一本小书能解决如此重大的时代课题，但如鲁迅所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一点，我以为我们做到了。
2025年8月1日于赤峰旅次
陈正宏：《史记》最初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吗？
——关于《众生：〈史记〉的列传》编写的一点思索
《史记》的七十列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写先秦诸子的几篇，很明显是就着当时能看到的各家子书来写的，所以《左传》虽有不少诸子故事，《史记》列传却很少引用，徐建委教授称之为“因书立传”。这一现象，结合司马迁父子先后担任太史令的事实，引发我们的一点推测，就是不光是先秦诸子的那几篇传，也许七十列传的大部分，都是“因书立传”，只是这其中的“书”，不一定都是后世理解的比较狭隘的已成一部书的“书”，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用文字书写的个人或特定群体的文献，包括之前的家族谱录、个人传记、官员档案等等。
太史令的职责，是主管天文历法。但西汉前期的文献收藏现实，是“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所以担任过西汉前期太史令的周史后代司马谈，一定有文献分类整理的经验。司马迁承乃父司马谈的遗愿，“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虽然最后的成果是撰写了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但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对于职掌文献的分类整理意识，一定也会渗透其中。因此，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是否有一种可能，将各类有关个人和群体的历史文献和现实档案，都能较好地安放在合适位置的分类法，在那个时代，就是《史记》的五体，尤其是其中直接涉及人的史料的三体：本纪、世家、列传。表是《史记》的骨架，可能是司马迁最先编写成的。而书，从目前留存的实况看，那是太史公最具雄心的创制——书写人类活动的制度史。
司马迁应该是看到了秦火和楚汉相争等一系列大的严酷的战争对于文献尤其是个人文献的系统性摧毁，才把《史记》130篇里超过一半的篇幅，都给了以写个人和群体为主的列传。具体而言，每一篇列传涉及的内容，背后都有一个、一组或一群的相应文献在支撑着它们。司马迁是用这个方法，使得经过秦火之后非常难得的中国的各类名人史料，得以有一个富于逻辑和历史时间序列的安排。此外，虽然七十列传的数字决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而应该与秦汉时代多以“七十”表示“极限的多”有关，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存在如下的情形，即司马迁当时能看到的历史文献中，关于个人和特定群体的文本，可能是最多的。
太初元年（前104）颁布《太初历》之前，精通天文学的太史令司马迁曾一度被边缘化。那段时间他应该没有闲着，兼管图书档案，令他把本职工作跟私家著述逐步结合到了一起。分分合合之际，客观上为中国未来的文献学做了虽极为初步却十分重要的开拓工作?？梢运担骱汉笃诘睦继馗詹馗窬?，其实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打下基础的；刘向刘歆父子的古典目录学名著《别录》《七略》，追溯上去，恐怕不能说毫无太史公的功劳。
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史记》最初恐怕并不是一部独立的著作?！妒芳恰?30篇文字与其背后所支撑的文献组群，两者的结合和有序的排次，才是当年的太史公最值得骄傲的名山事业。
那么，《史记》是何时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的呢？
这就要提到人所共知的李陵事件。一方面，司马迁因此下狱受腐刑后，“含粪土之中而不辞”，背负屈辱依然要从事的，应该主要不再是论次金匮石室之书那么表面事务性工作了，追求不朽的名山事业，那样坚毅的目标，此时被一种巨大的激情推到了最前台。另一方面，李陵事件后司马迁被提拔为中书令，职责范围的变化，客观上也使他可以对个人著述有一种更为纯粹的期待。
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史记·太史公自序》里的那句“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就有了特别的意味?！案痹诰┦Α钡摹案薄保砻嫔鲜歉安刂健钡恼鞠喽缘母北?，但同时也隐含着另一个层次上的“副”：那个副本，是跟京师太史令职守的档案图书密切关联着的，客观上可以为经过排比的文献组群作提要式的指引。所以反过来，脱离了京师文献指引功能，具有独立意识的“藏之名山”的正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之作。
令人十分惋惜的是，那个“藏之名山”之本，具体的继承者，是闻名后世的司马迁外孙杨恽。一如其外祖的聪慧、耿直，杨恽最后也没有逃脱帝制皇权的魔掌。虽然《史记》在杨恽生前已经“宣布”，基本的架构和大部分内容都流传至今，但随着杨恽的被腰斩，藏之名山的那部《史记》里保留的一些重要篇章（比如《今上本纪》原稿），以及司马迁晚年可能对《史记》所作的增饰，已永远地消失在了漫漫历史长夜里。
苏智良：一曲人道主义的赞歌
公元1937年11月初，百万军队大战的淞沪会战已接近尾声。而十万难民拥挤在上海民国路（今人民路）上，孤儿惨叫，老妇哭泣，他们期待赶快进入法租界，但铁门紧闭着。
这时，一位法国人挺身而出，说服中日两方同意，在方浜路、民国路之间设立南市难民安全区。这个中立的安全区一直延续到1940年6月，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这位法国人被称为“难民之父”“中国之友”，还被难民们誉为“洋城隍”。
在南京的德国人拉贝受此启发，拟筹南京国际安全区，并请这位法国人予以帮助。德国投降后，这位法国人赶到柏林，去救助曾经是敌国的德国的难民，他的名言是：“我将为不幸的人，尽最后的力量！”由于过度疲劳，1946年这位法国人长眠在柏林，他堪称一位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者，以及法德和解的先行者。
二战时期的上海南市安全区，被视为人类迄今为止最出色的战时难民安全区，得到国际红十字会的极大关注，他们不断派员来上?？疾?，了解安全区的理念、运作机制。这个“上海模式”推广到南京、汉口、广州，乃至法国、德国。在此基础上，1949年国际人道法——《日内瓦第四公约》诞生。现在该公约的签字国已达196个，战时?；て矫癯晌彩?，从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这位了不起的法国人，就是饶家驹。
当20多年前，我刚知晓上海安全区的梗概时，就异常的激动：在上海这个“魔都”，饶家驹有着怎样的魔力，在中日激战之中，促成了这个安全区的诞生。而且自始至终，中日双方从来没有坐下来面对面商议过，完全靠着这个法国人——而且是“独臂神父”的饶家驹，穿针引线，折冲樽俎，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让敌酋松井石根信守承诺。要知道在南京，日军完全无视国际安全区的存在而肆意妄为。
实际上，在当年，作为多个慈善组织的负责人、万国商团随军神父的饶家驹，其知名度要比南京的拉贝高很多。但时隔数十年后，人们对于饶家驹的了解，却大多是从《拉贝日记》中获得的——拉贝曾在他的日记中十多次提到了饶家驹。
我们希望恢复历史原来的样貌。
为了探寻安全区的奥秘和肌理，2013年，我约研究生王海鸥从事调查，并寻找各种史料。她和陈斌等同学一起，找到十位当年的难民。接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金亚也主动加入，在早新闻发布“寻找饶家驹”的广告，我们一起去拜访了98岁的周克前辈，战时他的身份就是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主任，金亚完成新的声音作品《拯救历史的记忆——南市安全区的故事》。在上海音像资料馆主任汪珉的积极推动下，SMG拍摄了纪录片。
我和王海鸥的新著《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讲述了这个激动人心又鲜为人知的故事。本书通过深入挖掘国内外档案、亲历者口述、历史文献等珍贵资料，以及不少稀见的图片，全面还原饶家驹的传奇一生，生动描绘他在上海南市安全区中的博爱、坚韧、独创与责任心。
我还要强调，南市难民安全区成功的奥秘，还有上海的博爱和城市精神。这座城市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在至暗时刻点亮人性的光辉。
作为一个国际都市，上海资讯媒体发达，世界瞩目。饶家驹组建的国际团队包容各国人士。当日军将进入安全区抓捕难民包括妇女时，饶家驹敦请在华国际机构和人士出面干涉，迫使日军后撤。作为中国慈善事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各中外慈善团体通力合作，促成了安全区。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颜惠庆亲自出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委员长推动安全区的运作，另一位担任过国务总理的许世英出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会长，与得力助手赵朴初一道积极援助难民，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主持难民教育。1939年5月“烟画大王”冯孙眉举办“古今柬帖展览会”为难民区筹款，饶家驹出席剪彩并致辞，谢晋元、虞洽卿、梅兰芳、黄金荣等各方名人也到场赞助。
一批共产党人参与难民救助。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副书记曹荻秋亲身参与难民救助工作（后任上海市市长）。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陈国栋也参与难民的救助（后任上海市委书记）。中国公学学生韩念龙经常参加救亡宣传，启发难民的觉悟，后来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地下党员刘述周也参与难民工作，后来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江湾劳动大学学生彭柏山协助难民到达苏北，加入新四军，后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吴大琨曾任全国救国会宣传部总干事，也在安全区活动，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江苏省委难委会主任周克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和组织部长。在饶家驹的合作下，数千难民坐船离沪，投奔新四军。正是各方的合力，建成了史上最出色的难民安全区。
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在世界某些地方战火再燃的当下，我们需要学习饶家驹的博爱主义、奉献精神、慈悲情怀的高尚人格，超越国家、种族、宗教等等，天下一家，勇于担当，捍卫和平。
饶家驹安全区的故事成为中国与世界共同抗击侵略者、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生动案例。2018年，一座南市难民安全区的纪念碑已矗立在城隍庙的山门旁，饶家驹的雕像已在淞沪抗战纪念馆展览中。我还期待能早日建成南市安全区的纪念馆，有电影人拍摄一部故事片。总之，《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你不应错过。
戴从容：《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语言万花筒
《芬尼根的守灵夜》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最后一部作品，用乔伊斯自己的话说，创作完《芬尼根的守灵夜》，除了等死，他已经没有其他事情要做了?？杉且了苟哉獠孔髌贩浅Ｂ?，认为写尽了文学所能写的一切，也达到了他的创作巅峰。
由于书中大量充斥着乔伊斯自己制造的词语，《芬尼根的守灵夜》一度被认为是不可读的天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谈起这本书，引用这本书。不仅专业的研究者如此，通俗文学的作者同样如此，比如美国科幻作家詹姆斯·布利什在他的科幻小说《事关良心》中就让主人公桑切斯神父不但熟悉《芬尼根的守灵夜》，而且“解决了书中提出的道德难题”。
后现代理论家伊哈布·哈桑在他定义后现代的名著《后现代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中把《芬尼根的守灵夜》专门地、也是唯一地列为一章来分析，指出了《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很多后现代特点，使得《芬尼根的守灵夜》成为后现代文学的鼻祖。用伊哈布·哈桑的话说：“‘倘若没有它那神秘的、幻觉式的闪光在每一页中的每一个地方滑过……’后现代作家们就完全可能和他们的前人毫无差别，而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闭蛭斗夷岣氖亓橐埂分械暮笙执氐悖沟谜獗驹?939年出版的书直到当代才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
《芬尼根的守灵夜》是乔伊斯继《尤利西斯》之后文学思想和艺术手法的再一次本质性飞跃。这既是乔伊斯对自己过去创作的一次超越，也是对当时文学的一次超越，是从美学到观念的一次重大转变。在书中乔伊斯放入了爱尔兰勇士芬·麦克尔的传说、中世纪亚瑟王传奇中特里丝丹和伊瑟的故事、基督教文献中圣帕特里克的故事、圣凯文的故事，还有其他爱尔兰神话和传说、中国的历史风俗、埃及和印度的神话、穆斯林国家的典籍等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还放入了从莎士比亚到斯威夫特到叶芝等从古至今一大批作家构成的文学史，放入政治、经济、物理、数学、音乐、绘画等各类知识。因此按照乔伊斯的说法，他是在用《芬尼根的守灵夜》写一部世界史。
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在如此有限的字数中容纳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从宏观到微观的世界文化？那就是《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语言。《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语言其实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语言，是世界历史的语言，这个语言不但必须具有一般文学语言的指意性、含混性，还必须具有现有语言所没有的多义性、包容性、衍生性，必须能把历史和当下融合在一起，把个人和整体融合在一起，把已知和未知融合在一起。因此《芬尼根的守灵夜》的语言不能是单一的，必须是历史和文化的合唱。乔伊斯把《芬尼根的守灵夜》称作一个“万花筒”，这个万花筒指的正是其中的语言，是“在看过了所有言辞之花的景致后”的变化多义的语言。乔伊斯早就意识到word（词语）就是world（世界），他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与世界等同的语言。
所以用单一的语言来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势必失去原书的语言特色。乔伊斯不惜大量使用无法辨识的混成词（portmanteauword）来打破单一阅读的期待，迫使读者接受一个多元的、不确定的、具有可塑性的语言世界。英语版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不断挑战着读者的阅读习惯，迫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在一种解读之外读出更多的含义。为了忠实于原著，中译本同样应该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提供给读者一个不同于一般文本的阅读体验。
乔伊斯通过自造词使得一个个词语本身就成为一个个万花筒，中译本如何才能体现出语言的这种多义性？一个办法是也自造词，将不同的含义纳入一个个自造词中，而我采用的是另一种更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将一个词的不同含义并置在一起，通过大小字体加以区别。大字部分连在一起成为一种解读，但是这个解读不是唯一的，它同时可以被小字替换。小字的存在正是要打破读者的单一阅读期待，使得读者必须像在英语中那样加以思考?！斗夷岣氖亓橐埂返姆氩⒉蛔非笄榻谛∷档牧鞒└?，因为《芬尼根的守灵夜》本身就是无情节、不流畅的。词语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不再只是传达意义的工具，不再是在不知不觉中指向意义，词语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就是意义本身，它本身就是多元世界的体现。翻译《芬尼根的守灵夜》这样的文本，必须找出它的多重含义，并在翻译文本中呈现出来。
一开始翻译时，我还是按传统的内容翻译的方式，把找到词语的含义视为翻译的目标。因此对于《芬尼根的守灵夜》里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在不同语言里有不同的拼写、但是意思相同这种情况，我满足于只选取一种语言，解释出这个意思。随着翻译的深入，我开始意识到在乔伊斯这里每一种语言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重要的不是它们表达的意思，而是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显示出多元文化对话的主旨。因此现在我会把所有的语言都放入文中，在翻译时用中文的近义词把它们略作区分。
乔伊斯不仅通过自造的多义词来破坏原来英语的单一含义，即便是常用的英语单词，乔伊斯也让它们在文中表达不同的含义，从而迫使常用的英语词语也获得多义的效果。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乔伊斯这个爱尔兰人对英国殖民文化的反抗。这种看法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并不是全部，否则乔伊斯的作品也不可能在这么长的时间有这么广泛的影响力。乔伊斯既是颠覆的，也是建设的，他所建设的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万花筒。
《芬尼根的守灵夜》就好像一个大沙龙，不同的文化在这里共存、对话，语言的多元立场在这里终于得到了直接呈现。当然，由于乔伊斯的母语是英语，在这个词语的沙龙里，英语依然占据主导位置，但是通过自造词和改变英语词语的含义，乔伊斯已经体现出他对语言的一元主义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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