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妈妈在大风起兮,而我是玉树临风。
妈妈十五岁去考工,干瘦干瘦的,像一个绿豆芽,她就在上衣口兜里揣了两块石头,体检才勉强蒙混过关。二十二岁那年,懵懂的女描图工遇见了年经的技术员,转年,妈妈生下了我。从此,我们的小家开始微风荡漾。
爸爸的工作好像一直在外面漂荡,从湖南,到四川,又到东北,哪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大炼钢铁,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他们那个工程兵团,他好像永远是一个打头阵的先行官——削山坡,平洼地,盖营房,架厂房,然后迎接大队人马的到来。他满身征尘,一脸倦怠,行色匆匆;人回到家,坐在椅子上,腿伸得老远,腰下如拱桥,脑袋挂在椅背上,一眨眼的工夫,鼾声大作,连吃饭都喊不醒。
爸爸是一匹鬃毛翻飞的野马,身材瘦小的妈妈根本勒不住缰绳。拉扯着我坚守老营的妈妈,把心中的和熙春风吹向了她的儿子。
妈妈的成长深受外公的影响,她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在家排行老幺。读过大书,写一手好水笔字,会观天象断吉凶的外公,在当地是一闻人。闹日本有一年,被抓去当伙夫的穷秀才,一扁担把倭兵抡入水井,连夜逃回家。敬重外公的人很多。但凡有人请吃饭,外公必会拉上幺崽。赴宴的路上,妈妈天上一撇地下一捺地问,外公东边一言西边一语地答;吃饭的席间,妈妈躲在外公的椅子后面,乖巧地听大人谈天说地,间或,外公还偷袖半盅酒给幺崽喝。酒是米酒,甜得人哆嗦,一时半会儿不醉人。
那时,女崽不读书。
外公把爱女送进了学堂,而且一直念到了初小。
去考工以前,村里在祠堂办起了蒙学,十几个崽在供奉祖宗的牌位前,疯打狂闹。外公把女儿从镇上喊回来,安排她做了乡村的女教习。妈妈故去后,在她的档案里,我惊喜地发现了她的这段人生经历。可妈妈从来没有向人道出过自己曾经手执教鞭,用湖南汨罗普通话,教过新制度新文化新国家的识字课本。
后来,她离开家,告别疼爱她的那个蓄着山羊胡须的老头,遇见爸爸,夫唱妇随,走南闯北。妈妈或许早已淡忘了那段往事,但却把我当作了她唯一的学生。
妈妈是一位严厉的、专断的、蛮横的女先生。她常常把“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暴力古训挂在嘴边。在我最紧要的成长历程中,爸爸一直在外闯荡,斗室蜗居就母子俩儿,对儿子的教练教诲教导教训,就来自妈妈。在我们家,妈妈刮起的风,有时是微风,有时是狂风,有时是台风,甚至是飓风、龙卷风。而我是风中那棵树。
从小到大,妈妈的约法三章层出不穷,对我有数不胜数的不许:
不许打口哨,她说流氓阿飞才打口哨。不许剩饭,碗里一颗饭粒儿也不许剩,桌子上更不许掉饭粒儿,她说剩饭的人就没有饭吃。她教我背诵李绅的《悯农》:锄荷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许挑食,她说挑食的孩子不长个儿。不许歪戴帽子,她说歪戴帽斜瞪眼,娶个老婆不大点儿。不许抖腿,她说男人抖腿一世穷。不许吹牛说大话,她说吹牛皮说大话早晚得大舌头。不许偷窃东西,她说偷人东西手指要断——那年备考,我在公园晨读,捡到一张伍圆大钞。估计是哪个约会女朋友的男青年,毛手毛脚地掏这掏那,在那片草坡上破了财。妈妈问我哪来的钱,我说公园捡的。妈妈说捡的就是偷人家丢的,你不怕断手指?我又原路跑回去,把意外之财摆在了草丛中。
妈妈说不许撒谎,她说撒谎倒牙掉下巴。不许打架,她说打架斗殴坐班房,跑了媳妇,死了娘。不许攀高爬树,她说摔死的都是猴子变的。不许下河洗澡,她说河里有鲤鱼精,专吃童男童女。不许蹲着撒尿,她说蹲着撒尿的是二胰子。不许跟丫头玩,她说小子跟丫头玩,长大不成才。不许咬手指,她说咬手指生病灾。不许拖脚走,她说将死的人才拖脚走。不许在人家晾晒的衣服下面钻,她说好汉子不受胯下之辱,钻了人家裤裆永世抬不起头来。不许碰女人的内裤,她说那是要倒血霉的。不许穿衣敞怀,她说穿衣敞怀不是狗腿子就是汉奸,好男人都把衣服扣好裤门扣好。不许考试打小抄,她说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
还有串烧似的必须:
必须好好走路。见了人必须打招呼。家里来了客人必须出来沏茶。穿鞋子必须系好鞋带儿。吃饭必须端着碗。每天必须把脸手脚洗干净。
每晚必须洗漱完毕方能上床睡觉。必须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必须挺胸抬头,不可佝偻弯背。必须完成作业。必须热爱劳动。必须孝顺父母。
必须有借有还,日后再借才不难。每年过年必须给长辈磕头拜年。长大了必须找个个子比妈妈高的媳妇……
在我们家,妈妈的《道德经》、《大明律》,就是她的规矩、体统、纲常、伦理,治家方略,传家准则,就是她的脸面、口碑、名声,邻居心中嘴上的我家。不高深,也不玄妙,就是她的人生阅历、生活感悟、眼界见识以及做人做事的遵循、底线,它比不上《增广贤文》,也比不上《朱子家训》,它就是一个电焊女工对子嗣苗裔的告戒和引导。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我们那个部队大院第一个金榜题名,妈妈到处显摆,傲娇地说:看谁还敢欺负我老太太,我有一个上大学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