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孙惠芬的长篇小说《紫山》折射出当下乡土小说创作的几个关键问题。作品精准地把握了当代乡土社会中城与乡、内与外、大与小的辩证关系。乡村在与城市交往、融合的过程中由静态走向流动，由传统走向现代；当下乡村中经济生活、土地观念、伦理道德的变化渗透进个体的内心，影响其内心价值观念的生成，从而使当下乡土小说中塑造人物的方式以及风景书写的功能发生了新变；作品从千万乡村中个体生活细微处出发，将其置于广袤的历史进程中，探寻着人性的光辉与晦暗，为当下乡土社会确立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坐标。
关键词：乡土小说 《紫山》 孙惠芬 城乡关系
孙惠芬的长篇小说《紫山》通过辽南乡村中一桩自杀事件，勾勒出命途多舛的奇女子冷小环与汤家堂兄弟之间的情感纠葛，进而讲述了汤立生离世后，冷小环、汤犁夫二人如何在城乡发展浪潮中完成个体心灵的成长，在广袤的时代中完成自我确认。作品以个人命运浮沉折射出时代的流变，促使人们思考当下乡土小说创作的关键问题，即如何看待21世纪以来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如何书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如何发现历史进程中的细微处，探寻现代乡土社会中人性的光辉与晦暗，在广袤的时代中为“当下”确立坐标。
一、如何看待“城”与“乡”
现代乡土小说诞生伊始，以乡村为主要的书写对象?！跋绱濉笔紫茸魑恢志幼】占洌性刈帕崛擞肴说纳缁嶙橹问?，以及为人们生存提供保障的物质生产方式。20世纪以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不断解体，以宗族为纽带的乡土社会亦在不断衰落。作家们致力于挖掘这种封闭、压抑环境塑造出的“国民性”以及被禁锢已久的“人”的情感，抒发自身离乡的侨寓情怀。同时，“乡村”还有丰富的美学意蕴，山水、田园等自然风光以及某一地域独特的民风、民俗构成了彰显“地方色彩”的文学空间。这两重内涵共同构成了乡土小说最初的“现代性”质素，并随着文学主潮的更迭，让小说中的“乡村”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21世纪以来，城市与乡村的密切交往让传统乡土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变革，“以往的乡村建设更多是把乡村看作落后的和需要改造的对象，当下的新乡村建设是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展开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差距拉大、‘三农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国家对于乡村的态度已经从过去的‘汲取’变为‘投入’，乡村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亟待开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正资产”1。在书写乡村本身之外，以乡土视角书写城市，表现城市对乡村的影响成了当下乡土小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乡村不会凭空消失，也不会在一夕之间变为城市，广袤的乡土大地始终在城市的烛照中探寻着自身的现代化道路?！蹲仙健分械男∮凳且桓鲈谙执讨胁欢舷蛲獬⒂氤鞘胁羁探换サ拇遄?。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乡村的经济生活中：20世纪末小峪沟的人们已不再满足仅凭农耕谋生，矿厂、缫丝厂的建立让许多村民成为工人，电话、汽车等象征现代性的意象时常冲击着小峪沟村民的认知。汤犁夫眼中翁古城县内的风景线可以开发成旅游景点，而汪耀威则要开发县内的大岭矿山，无论是作为“景点”还是作为“资源”，乡村中的地域景观都被赋予了经济意义。不可否认的是，城市对乡村经济生活的影响并非总是正面的。村中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发觉了城市对乡村的掠夺性开发会对他们的家园产生不可逆的伤害。当耀辉公司将开发小峪沟峨山的二氧化硅矿，乌老道作法并吟出“祭文”与之对峙，可见作家对21世纪初乡村经济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反思，呼唤一种更加和谐的城乡关系。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交互也促使着乡村由“静”到“动”的转变。费孝通将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分别称为“阿波罗式社会”与“浮士德式社会”，前者以安稳为底色，后者则推崇在冲突中生存?！叭绻止潭ǖ纳缁峁叵?，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span>2传统乡土小说通常在相对静态的乡村环境中对“国民性”“阶级性”以及永恒的“人性”展开书写，而以《紫山》为代表的新时代乡土小说观照的则是多元价值观念涌入乡村后，人们在身体与心灵的流离中产生的矛盾与挣扎，这种彷徨不再仅属于知识者，更属于千千万万的“地之子”们。与传统乡土小说意在提炼出乡村人口精神上的普遍共性与形象的典型性相比，今天的乡土小说作者们更加关注农村人口在离开家乡后，与外界产生羁绊后精神的成长与自我的塑造等问题。很显然，这种叙事的新变必须以打破城乡区隔为前提，人物在两者之间的流连与挣扎也成为作品的重要表现内容。汤立生服农药自戕作为作品的核心事件发生在1992年，这一时间点似乎并非偶然：彼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正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召唤着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展望。汤立生处在城乡之间尚有很大壁垒的年代，这个渴望脱离乡土进入城市的青年，却带着他的抱负在这一年堕入黑暗。一个家庭因情感纠葛而产生的动荡与一个乡村在新世纪的命运浮沉开始交织重叠，作品中“乡村”的底色也随之奠定。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极大地影响着乡村，《紫山》中的汤犁夫听流行音乐寄情，冷小环迷恋电子舞曲，汤立生戴白手套以“大板先生”自居，可见他们都是在城市与乡村的文化交互中塑造着自己的价值观念。更加富有意味的是，汤犁夫、冷小环精神上的蜕变与成长不仅源于他们在城市环境中的实践与磨砺，同样离不开他们与故乡土地上种种根深蒂固的“旧”观念的碰撞。当时代的潮流与命运的偶然将这一代人推向远离故乡的十字街头，他们注定将在求新与守旧、自由与压抑、出走与还乡之间挣扎，作出抉择。汤立生志向远大，却始终未能真正走出村庄。他自视清高，工作散漫，与孙惠芬的另一部作品《吉宽的马车》中的“懒汉”吉宽一样被村中人视为异类，是被集体排斥的对象。他们均在城市幻梦与“农民”身份的矛盾中徘徊，却有不同的表现：吉宽坚定地守护着自己在乡土世界中的精神哲学，汤立生则在城市与乡村的裂缝间屡屡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冷小环在青年时期用“上房揭瓦”的态度挑战传统道德对女性的规训，在丈夫自戕后却仍然深陷乡土社会里以“道德”为名的暴力中。与汤犁夫相恋的她未尝不是勇敢的，却也只能将自己“囚禁”汤家，守着濒死的丈夫。年轻时的汤犁夫受“出走”的时代文化感召，远赴非洲援建，却因一次突发事故深感自责，决定终生留守乡村。面对自己与堂弟妻子的恋情，他放弃在情感的冲突中生存，退回到以安稳为底色的阿波罗式社会中去，用“熬”这一古老的生命哲学抵御痛苦。他们性格中的矛盾之处恰是城乡转型时代里乡村生态复杂性的真实写照。
二、如何书写“外”与“内”
近十年来，乡村的经济生活、基层治理以及文化生态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村的生产结构不断优化，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持续推进，乡村中年青一代对待土地的态度与他们的父辈有了巨大不同；传统乡村“乡绅”“长老”的权威不断衰落，乡村基层群众的现代法治观念不断提升，但仍然会受到传统乡土社会中公序良俗的影响。乡土小说通过塑造“时代中的人”的形象来表现时代的种种变迁，将乡土“外部”现实中复杂的矛盾与时代变迁中个体内心世界相连接?！巴狻庇搿澳凇绷秸咧涞幕ザ?、渗透、冲突和由此产生的化学反应则构成了理解当下中国乡村巨变的重要视角。从“五四”至今，乡土小说始终是洞察中国乡村现实的文学万花筒。从“吃人”的封建礼教社会到“山乡巨变”的新社会，乡村承载着太多关于“现代化”的想象与追问。面对“外在”力量的侵入，乡村个体“内在”心灵并非一味地被动接受，对传统的坚守以及对“入侵”力量的抵抗始终存在。《紫山》即用极其细腻的笔触，将人物内心世界中这种复杂的情绪冲突进行展现。
作家在塑造汤犁夫、汤立生、冷小环、冯玉凤、乌老道、慕水云等一众人物时，并不像《湖光山色》《金谷银山》等作品那样，用昂扬、积极的笔调叙述楚暖暖、范少山等乡村新人对乡村的建设，亦不像《宝水》《他乡》等作品那样，以地青萍、翟小梨的知识分子视角观察乡村，表现知识者在异乡他乡之间的心灵顽疾——在孙惠芬笔下的人物身上，“新”与“旧”的边界始终是模糊的，汤犁夫们经历过身处在城乡二元格局中的压抑，却也在崭新的时代里实现了精神的重生。他们是“时代中的人”，肩负着振兴家园的使命，同时他们也有着属于“人”的七情六欲，以及这些情感衍生的挣扎与矛盾。正是这种对乡土人物内心矛盾复杂性的深刻洞察与艺术呈现，构成了作品的核心价值。
早在1981年，刘绍棠在与雷达的通信中曾讨论乡土小说手法和技巧的创新问题：“我真想在写农民闹失眠，妇女闹癔症时，运用一下意识流手法；只是由于我现在尚未探明其奥妙，又羞于皮毛模仿，不敢乱来一气?！?/span>3可以看出，新时期以刘绍棠为代表的老作家们对“现代派”技巧的应用十分谨慎，其看重的仍是“中国气派”与“民族风格”。而彼时年青一代的寻根作家、先锋作家们耽于用乡土讲述民族的寓言，多少忽略了真实的人与土地。而《紫山》运用意识流技巧，通过梦境、幻觉多层次地展现人物内心世界，为乡土小说中现代技巧的应用提供了成功的书写经验。汤立生在服农药濒死时屡次闪回自己一生中难忘的场景，自己与堂兄、妻子的温馨过往与弥留之际他内心的复杂情绪形成强烈的张力。随着乡村人口的出走与迁徙，他们在多种文化环境中的体验，使意识不断流动、跳跃成为一种必然。作家将人物在“外部”的体验转化为“内部”的意识流动，源于西方的现代写作技巧也得以实现“本土化”的改造。
作品通过塑造冯玉凤这一“疯妇”形象，挖掘出乡土社会中个体幽微复杂的精神世界。?？氯衔骸胺桉病辈⒎且豢季驮诶硇缘亩粤⒚妫潜焕硇匀菇ǖ牟?。“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它们不分割的时候，正是它们尚不存在的时刻。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存在于交流之中，而交流使他们区分开?！?/span>4文学作品对于“疯癫”的书写代表了人物渴望挣脱权力秩序的束缚而发出的呐喊与对抗，丈夫汤犁夫早年远赴非洲援建期间，冯玉凤长年独居村中，生了一场大病后记忆错乱，成了疯女人。冯玉凤言行举止的疯癫并非出于简单的病理原因，更像是在封闭且充满流言蜚语的乡村环境中压抑已久后的爆发。她逢人便问出的“你是谁？”以及被她挂在嘴边的“也对也不对”就像一句句谶语，预言着乡村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解构了村中“非此即彼”的权力秩序，代言着一代人在时代浪潮下的压抑与迷失。而冯玉凤的形象并不是对西方文学中典型“疯女人”的简单复制，她的“疯”亦非被囚禁、被压抑的抽象符号。当多年后冷小环和她当年一样陷入道德谴责中，冯玉凤即使已经疯癫，也不忘还击对小环施以暴力的汤秀娟；汤立生离世时，冯玉凤为这个生前对自己照顾有加的小叔大哭。她时而疯癫时而清醒的状态让她游走在抽象的精神意象与真实的人物形象之间，乡村世界的“外”与“内”通过其“极致的语言形式”连接在一起，实现了文学性的表达。
在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时，作品通过乡村自然景观与人物内心的联动，实现了“风景”在乡土小说中叙事功能的拓展。前文已经提到，“五四”传统乡土小说中的风景作为一种“地方色”存在，作家通常通过描绘地域自然风光来实现作品的审美价值。近年来的乡土小说丰富了“风景”的内涵，让自然风景与乡村建设中的经济图景、政治图景在作品中交织融汇?！蹲仙健吩谌宋锬谛幕疃认露苑缇暗氖樾幢鹁咛厣?。小峪沟人称翁古城境内的老黑山为“紫山”，这一名字富有诡谲、神秘的浪漫色彩，暗含了“神性”的崇高与“人性”的晦暗。孙惠芬将紫色称为“超越的颜色”5，并用紫色的山来隐喻世间让人实现自我超越的自然力量?！八亲裆剑还艽合那锒?，只要是晴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山就变了色，变成了绛紫色。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你要是心里装满了东西，不敞亮，就看不到紫山，有的人住了一辈子也看不到?！?/span>6当“老黑山”成为“紫山”，它就不再只是现实中的地貌景观，而是升华为连接不同时空的精神符号，指引人们实现心灵的皈依。冷小环在小峪沟“陷落的日子”里，心中的惶然与无助是通过山中形状各异的岩石显现的，岩石在她眼中变成“一只只眼睛放着寒光的怪兽”，带给她恐怖、陌生的感觉；而当她感受到汤犁夫带给他父兄般的温暖时，那些岩石便成了“一尊尊救助她护佑她的佛菩萨”。这种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显然不同于传统田园牧歌式乡土小说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彰显，与《边城》中的翠翠、《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相比，冷小环是乡土环境里的闯入者，“风景”之于她是陌生化的。无论是山的颜色变化还是岩石形状的转变，均是在现代乡土社会中“观景人”内心世界活动的写照。山由深青色到绛紫色，岩石由“兽状”变为“佛状”的转变意味着人物的心灵由不安走向宁静，作品对“风景”的表现得以实现对日常性的超越。
三、如何处理“大”与“小”
学界对当下乡土小说创作中种种新变的讨论均是以乡土“大环境”的转变为前提的。这要求作家精准地把握时代的走向，对乡土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中的面貌有正确的认识与反思。然而，广袤的时代背景只能为作品提供骨架，文学最震撼人心的血肉向来藏在细微处，源于具体的“人”和他们身上近乎琐碎的“极小事”。这些历史中的细节折射出人物的心灵图景，个体命运随之成为时代巨变的回响。时代的更迭会生成不同的思想观念，随着社会的不断开放，思想文化日益丰富且多元，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碰撞亦愈加激烈。然而人们对这些观念的接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因此，“新的时代”在不断诞生，“旧的时代”打在人们身上的烙印却无法瞬时消退。正是个体和时代之间的裂缝成就了文学史上典型形象的张力。在《紫山》中，“现代化”这一宏大的时代命题，最终落于青萍之末，可以是渴望进城的汤立生的一副白手套，可以是汤犁夫在小峪沟为自己开辟的工棚，也可以是慕水云写给女儿的一封书信。
20世纪伊始，中国乡土社会处于“封建—反封建”的语境中，“启蒙”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潮，“走出乡村”长期被视为进步的思想，与之相对的“留守”则被认为是落后的。这一时期的经典文学形象：祥林嫂、阿Q、祥子等“社会病胎中的产儿”并非缺少“出走（求新）的决心”，而是因为无法彻底挣脱“旧”思想的桎梏，在“出走”后仍然走向人生的悲剧。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人口的“出走”不再被允许，只能作为一种隐形的诉求潜藏在文本中。新时期以后，他们对现代性的渴望才重新获得表达的合法性。21世纪以来，文本中的乡村逐渐摆脱了现代文明的“他者”位置，让乡村与城市融合，走上现代之路已成为普遍共识。无论是“出走”，还是“留守”或“回归”都不再是拥抱现代性的唯一解。在这一时期，人与时代之间的缝隙不再简单地表现为新旧的二元对立，而是被价值迷失后产生的信仰?；浮！蹲仙健飞羁痰囟聪ぷ畔执缤辽缁嶂械恼獬∥；?，并尝试用乡土大地上“古老的智慧”给予人们“信念和力量”，从而确立“新乡土”在当下的精神坐标?！蹲仙健方?0世纪中期到21世纪乡土大地上的精神变迁融于个体在时代裹挟下的取舍与选择。作品借乌老道、慕水云两位道教、佛教信徒的人生轨迹，呈现出古老的宗教哲学在乡土社会中的暧昧流变。他们均在早年经历了情感的创伤：乌老道在1960年代与分到缫丝厂的女知青有了婚外恋情，并有了私生女冷小环。这段不能见光的感情以失败告终，也让乌老道身败名裂。即使皈依宗教，他也始终对冷小环存有隐秘的牵挂；慕水云因收养冷小环而还俗走进婚姻，养女小环与丈夫冷相旭唤醒了她内心深处的母性与妻性，她却因“清规戒律”的规训，为了坚守自己的信仰而压抑自己的七情六欲，这也注定让她与冷相旭的婚姻走向悲剧?？杉诮淌撬怯美戳朴谛拇瓷?，获得救赎的一剂药方，而其“药性”也让他们陷入了苦涩的悖论中。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与在这时代中混沌着徘徊的个体共同构成了乡土叙事的内核。
从时代的细微处入手，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极小事”亦能折射出“永恒的人性”。孙惠芬笔下的乡土社会给读者展现着一种宝贵的温情?！蹲仙健肥樾葱∮等说幕樯ゼ奕?、工作劳动以及婚姻、家庭纠纷，对现代乡土社会中人性的描摹，既不虚美，亦不隐恶。无论是人与人之间友善的关怀互助，还是他们面对时代流变表现出的茫然彷徨，均难能可贵地散发出真实的温热。汤犁夫与冷小环之间的暧昧情愫因汤立生自戕而被公之于众，彼时的小峪沟已经与外面的社会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富有意味的是，村中的女人们依然普遍坚定地选择用传统乡土社会中的道德眼光衡量这件事情，对二人“违背伦常”的情感施以“私刑”。作家从乡村现代化的不同阶段提炼出“人性”，又将其置于当下观照其升华。或许乡村振兴的深层意涵，正在于让在纷繁现代社会中渐趋凋敝的乡土精神，借由“地之子”们的成长得以重生。
结语
孙惠芬的长篇小说《紫山》书写乡村的路径为当下乡土小说创作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例证。乡村与城市的不断碰撞、融合变“静”为“动”，拓展了传统乡土小说的叙事空间，也给乡土小说带来了新的题材。对乡村发展中城乡关系的正确把握是洞悉传统如何走向现代的关键。作品对人们在时代发展中内心精神世界的书写别具特色，无论是乌老道、慕水云在神圣信仰与情感矛盾中的挣扎，还是汤犁夫、冷小环在城乡浪潮下的自我确认，均表现出了广袤历史中人心的复杂性。当“出走”文化在流动性主导的时代里鼓励人们选择“躁动”，乡土文学以“熬吧”这种古老的力量抵抗价值的瞬息万变带给人心灵的虚无。然而，人们终究要在纷繁的价值的流变中做出选择——行走在现代化路上的“故乡”与“他乡”，从来不是万籁俱寂的。
[本文系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在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之间的第三种文学样态研究”（项目编号：2025lslybkt-06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刘文祥：《新时代语境下的“新乡土写作”现状及其未来进路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3雷达、刘绍棠：《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鸭绿江》1982年第1期。
4[法]米歇尔·?？拢骸斗桉胛拿鳌?，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页。
5孙惠芬：《人类的自我超越如何发生》，《文艺报》2025年5月14日。
6孙惠芬：《紫山》，人民文学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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