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乡土文学这一传统在现代文学中的绵延与丰厚，工业文学由于中国自身工业化的后发性和作家艺术积累的艰难而显出疲弱，工业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始终未凝聚为完全成熟的经验传统。步入当代，以阶级身份与社会政治生活为标准的题材学使“工业题材”与“农业题材”“社会历史题材”一同被置于文学创作的重要位置并获得长足发展。伴随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蓬勃发展与工人数量的急剧增加，一大批反映国家工业化建设的作品与此时期同样兴盛的工人写作为当代工业文学传统打下坚实基础。但自新时期以来，工业文学这一历史积淀颇深的文学类别不得不面临新的挑战。工业文学虽然在文学史叙述中依然有“改革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与“打工文学”等一系列创作高潮，但已经难掩其不断淡出文学中心的趋势。评论家周景雷指出，工业文学遇冷的本质是“题材学”的失效：“题材本身的意义在于它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在命名上忽略了人的存在，或者把人转化为物质材料，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文学是人学’的本体意义”，并指出可以用“‘生活’来替代正在终结的‘题材’观念”①。同时期，蒋子龙提出的“泛工业题材”②及其延伸出的“泛工业写作”等概念也都从“泛化”的角度彰显出文艺工作者对工业文学新变的深刻认知与殷切期待③。但与此同时，这一倾向也值得反思。若真按蒋子龙在访谈中的分析往下推演，“当代文学只要是表现当代现实生活，无论所反映的是哪个社会层面、哪种生活领域，都无法脱离‘现代工业文明’”④，所有反映“工业文明”的都归类为工业题材，那工业题材自身的历史传统与本质特征其实也在这一语境下呈现为微妙的消解姿态。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表述呈现的是?；淖堑玫秸嬲饩觥?/p>
以此为背景，辽宁省作协设立的“火车头”创作计划或可成为推动工业文学发展新的助力点。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如火如荼开展的彼时，作家草明深入东北工业发展实际，创作展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⑤这一深刻真理，而在中国的工业进入新型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此时，辽宁省作协则以“火车头”为名的创作计划将征集对象定位于“展示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厚重与生机的工业题材文学作品”⑥，可谓遥相呼应。作为《鸭绿江》“火车头”工业文学专栏“打头阵”的两部作品之一，刘驰的《决算》尤为显眼。其特别之处在于：比起努力调整自身以适应当下工业文明形态的“泛化”，具有国企工作经验的刘驰在文本中更倾向于营造一种执着的“重返”，其内核是通过对国企劳动者历史经验的追溯与延伸，重塑工业文学传统中“个人”与“国家”紧密相连的感觉结构，从而展现出新时代国企劳动者的担当和具有时代性的劳动价值观。该感觉结构的特征或可借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来予以阐释。以“想象的共同体”为透镜，探寻刘驰这部中篇小说如何在当下工业文学创作中实现突围并展现其自身价值，是本次研究的目的。
“想象的共同体”：工业文学中的感觉结构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叙述中，“想象的共同体”是用来定义民族国家的概念，其原意与本次研究所述的工业文学并无联系。为了将这一概念更好地迁移到本文所述的工业文学的“感觉结构”中，在论述展开之前，本文理应在概念层面予以厘清。
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⑦，这一概念的历史意义在于安德森将“想象的共同体”看作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⑧，聚焦于情感建构与认同机制的维度以揭示民族作为“文化人造物”的生成逻辑，从而摒弃固化的本质主义倾向与碎片化的解构主义倾向。在这种动态的建构过程中，与报刊发挥重要作用?！罢庑┍挥∷⑵匪岬摹琳咄恰?，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雹岫咛宓街泄ひ滴难д庖痪咛謇嘈椭?，被名之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感觉结构无疑是通过“劳动”这一概念的建构与重述而实现的。
回看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对“劳动”意义的发现与不断拓展无疑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下，前现代中国意识形态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关系得以倒置。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蔡元培的“劳工神圣”等观念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得到广泛传播，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的崇高性在左翼文学思想中一以贯之地传承下来。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另一个阶级”⑩则是进一步将对劳动的情感直接转述为对阶级的情感，从而以此确定阶级的归属?。劳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道德化与政治化，成为确立无产阶级主体性的核心内容。时间推移到新中国的工业文学写作中，劳动中“改造个人”与“改造世界”的两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充分的统合与展开，一方面是劳动主体通过劳动持续推动自身在身体与思想上的改造，获得历史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是这种个人改造获得的成果切实关系到彼时国家民族工业的远景目标，个体的价值由此融入集体的价值中，形成“个人”与“国家”荣辱与共的认同感。
杜鹏程在《在和平的日子里》中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代工程师的差异进行描述，老工程师张如松回想新中国成立前，“到铁路上工作，亲朋好友都白眼相待……混来混去没有办成一宗称心如意的事”?。而像韦珍这一代成长在新中国的年轻人则可以“把美好的想象，立即变成蓝图，把蓝图立即变为体现中国人民伟大气魄的建筑物”?。后者这种令人感慨的“生逢其时”正是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通过“劳动”将“个体”与“国家”链接起来的感觉结构，即前文所述的“想象的共同体”。以此为前提，在宏观“国家”与微观“个体”之间的中观结构“工厂”在此时不仅承担了生产空间的作用，也承担着意义空间的作用。此时期“以厂为家”的情怀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来自工人之间情感的展现，也可以被看作此时期个人对国家“共同体”精神的一种映射。然而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并未延续到新时期的工业写作中，这源于“劳动”观念的变化。新时期的国企改革始于承包制的实行，主张“按劳分配”，此时工人收入普遍提高的喜悦之下暗藏着将劳动者重新变回劳动力这一“阵痛”的隐患。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时代，经济效益或曰交换价值成为衡量劳动的尺度，“劳动改造世界”的想象与“劳动崇拜”的口号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化为历史陈迹，以金钱为标尺衡量一切的物质主义倾向开始滋长。在这一背景下，丧失对世界能动性的劳动只能不断趋向于内在的“改造个人”，呈现出个人精神上的?；?。由20世纪80年代改革文学对“问题工人”的艰难治愈到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对“共享艰难”的无力呼吁，再到新世纪以来深入反映现实的叙述，这种“共同体”无法想象的痛苦在文学中得以充分展现。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决算》的本质，是着力进行一次对历史的艰难重建，这无疑是对新时代条件下真问题的直面。
“为国有资产负责”：认知?；姆绞?/strong>
“危机叙事”与中国现代文学相伴而生，“摆脱?；背晌泄执难Х⒄沟哪谏椭匾?。从晚清谴责小说《老残游记》中以国为喻的“破船”到新文学振聋发聩第一篇《狂人日记》中“吃人的历史”，再到左翼文学诉诸的更为激进的革命，中国现代文学始终在反复书写“?；朔；碌奈；闭庖荒Ｊ剑⒔鋈嗣说慕孤侨菽山褡宓奈；兄?。此特征在工业文学这一与国家现代化发展密切相关的题材类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文学的?；饕醋宰魑蠓⒐ひ祷叶浴奥浜蟆钡慕棺聘小Ｐ率逼诘墓ひ滴难Ы糇贰案母铩钡慕挪?，“落后就要挨打”的安全焦虑被“落后就要受穷”的效率焦虑悄然取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成为国有工厂改革的指向与目标。《决算》将自己的时代背景定位在已然完成改制的时代，试图以“决算”这一事件来观察“国企”这一工业文学书写的重要空间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之下面临的复杂状况。文本中的主要角色对这一?；娜现绞浇苯诱瓜制浼壑倒?，并关系到其是否可以被纳入“共同体”想象之中，“共同体想象”的性质及其后的走向也由此彰显。正是在对?；现绞降氖樾粗校毒鏊恪氛瓜殖鲎髡叨允谐【没肪诚鹿竽诓课；透丛尤耸碌那逦现?，并由此分出国企内部“解决?；庇搿爸莆；钡牧酱蠖粤⒄笥?/p>
《决算》在开篇就以一种颇具悬疑色彩的形式将文本中的?；翁琢顺隼矗嚎此魄巴竟饷鞯目乒っ炒笙媒ㄉ?，“（在）封顶后，无论打多少款，几家工程队就说钱不够，无力支付材料和工钱，不能开工”?，从而引出焦头烂额的负责人李总与牵扯其中的商南。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作者并未直接推进危机的解决，而是宕开一笔插入一段看似与主线剧情无关的人物前史：在分公司仓库拆迁时，比起货币补偿，作为直接责任人的商南倾向于可持续能力更好的产权调换，但因上司吴总的否决只得作罢。然而，作为货币补偿的直接受益者，李总却在饭桌上支持商南选择“产权调换”的方式。商南面上不表，却在对李总及其行为暗下定义——“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私心的”?，这一事件也成为商南后续介入“科工贸大厦事件”的直接诱因?！懊挥兴叫摹敝赶虻募次哪┧档摹肮摹保巧棠嫌肜钭苋现；墓餐睦砘?，即科工贸大厦“决算”项目指向的根本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有资产的保护，而非仅仅关乎企业内个人利益。这正是“国企”这一特殊场域赋予文中角色的独特性质：在国有企业的语境下，对企业经济利益的考量不再仅关乎个人价值实现与利益获取，更蕴含国家层面的价值，叙事也因此得以提供个人?；牍椅；淞唇拥幕?。借用文中重要角色商南的一句话来说，科工贸大厦“不能及时完工是政治问题，稀里糊涂完工是经济问题”?，二者在国企空间中实质上是一体两面。正是从这一?；现慕嵌?，《决算》重新拾起工业文学中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同构的传统。与此同时，在这一前提之下，作者并未将两位主要人物塑造成一心保卫国有资产的单向度道德完人，而是在不断推动?；饩龅墓讨邢钢碌乜袒耸录平讨懈鋈宋；南蚨?。商南这一角色体现的是技术知识分子遭受国企内部利益集团排挤造成的边缘化。仓库事件中，商南与上级吴总意见相左的本质是二者的核心利益不同，这一矛盾直接导致商南被逐步剥离核心工作，只能“乐得清闲”。李总面临的则是专业知识的缺乏与职业思维惯性叠加造成的边缘化。军人出身的李总因“与时代的疏离和自身的憨直”?而被吴总提拔来负责科工贸大厦的项目，却也因这一特质遭遇困境，从而导致被架空的局面?！毒鏊恪范允谐【锰跫吕投叩母鋈宋；目蛭抟扇弥饕宋锏男形油晟疲瓜殖鲎髡叨怨竽诓可罴±淼南钢绿宀?。
与将“决算”看作对“市场经济下对国有资产的?；ぁ钡睦砟钕喽?，国企内部以房经理、吴总为代表的“有私心者”则将?；允录现ゴ康母鋈宋；?。一方面，二者是科工贸大厦项目停工（即文中所述“危机”）的直接或间接推动者，“拆分这么多标段，招了这么多公司，吴总有他的难处，房经理有他的算盘”?，二人依托项目招标机制谋取私利的行为正是建立在损害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这让二者在国企这一场域中已经天然地被划入道德的对立面。另一方面，面对商南与李总主导的“决算”行动，吴总将“决算”视为敷衍上级的表面文章，刻意避重就轻；房经理则更为激进，公然站在“决算”对立面，窃取关键图纸并采用诬陷等手段蓄意破坏计划推进。二者行径虽有差异，却共同暴露出市场经济浪潮下国企内部滋生的“经济人”逻辑——在个人利益至上的驱使下，集体责任与公共利益被悄然消解。这种金钱至上的观念重构了工业文学中原有的母题，从而产出国有企业内部的新危机。李总与商南解决个人危机的过程亦是?；す凶什皇芮址傅墓蹋且允贝榛卮鸸竽诓啃挛侍獾墓?，《决算》这一小说的时代性正在于此。
“道同者何以共其谋”：“想象的共同体”的重建路径
在“?；朔；碌奈；闭庖荒Ｊ较?，?；朔姆绞接任匾欠衲懿鲆惶鬃郧⒌奈；朔呒苯庸叵档轿谋镜募壑?。具体到《决算》的文本中，这种?；饩龅姆绞接Φ北豢醋饕恢衷诠罂占渲兄匦峦澈细鋈宋；牍椅；毓埂跋胂蟮墓餐濉钡目赡苄裕渲泄厍险谟诘谖逭?，会见协助者衣依时旁敲侧击点明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引用的古语含蓄地揭示了作者意图重构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本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由伦理维系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作者面临的叙事挑战有两个：其一，这种在国企内部空间中可以用来维系人际关系进而形成共同体的“道”是以什么形态出现的。其二，文中主要角色是以何种策略通过“道”链接起来的。作者刘驰分别以“转述”与“追溯”的叙事策略完成对此问题的解答。
“转述”策略的实现在于将工业文学历史中作为意义产出机制的“劳动”的概念经由个人利益通向国家利益的工作伦理进行转述，使“想象的共同体”的重构更具合理性与当下性。前文已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文学中的劳动观念在以交换价值为衡量标准的按劳分配策略下逐渐失去效力，其抽离意义的形态只能呈现为一种空泛的道德呼吁。作者对这一现象有十分清晰的认知，并在决算行为开始之前通过情节展示给读者：彼时，军人出身的李总依旧处在思维惯性中，仅将科工贸大厦的复工之难看作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在会议上“要求大家从大局出发，以国家利益为重，克服资金困难，说服和教育建筑工人同志们，舍小家顾大家，尽快推进工程建设”?，但这一努力反而引发更加激烈的反抗。这正体现出“劳动”这一概念在伦理层面被“转述”的急迫性。在《决算》文本中，商南这一角色承担了主要的“转述”叙事功能：
商南的逆鳞就是工作，让他在工作的问题上迁就、违心，是万万不可的。
……
商南不能说有人叮嘱他利用好这个机会，彻底揭开滨城公司的盖子，只能说没办法，不能眼看着老大哥遭罪啊。当然，主要还是看不下去糟蹋工作。
……
依照自己的性格，商南不理解李总的做法。干工作，核心是工作本身，它自有其标准、法则，是不能人为干预的。为了报恩，就委屈自己，其实委屈的是工作。?
在小说文本中，对“工作”这一关键概念的解释共出现了三处，且都是以“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出现的。从叙事学意义上讲，这一介于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之间的第三人称话语叙述方式展现的是叙述者与人物角色对话语权的争夺，读者往往很难判断这句话是出自叙述者之口还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在《决算》中，这三次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并未产生反讽的效果，而是叙述者与文中角色的“异口同声”。对工作“不迁就、不违心”的商南正是叙述者期望塑造的国企劳动者形象。该角色特质塑造的关键就在于从伦理层面用“工作”概念将“劳动”概念加以转述，并以“可向人们提供从事职业工作之持续动力和普遍约束”?的姿态展现出来。在描写商南这一角色介入?；饩龅慕讨校髡呓鋈说墓ぷ髀桌碓诠笳庖惶厥饪占渲兄匦掠牍依娑越?，进而重新开辟个人主体性构建的路径。这种以“工作”本身为核心的伦理观念一方面隐秘地接续了工业文学中“以自身工作参与社会建构”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又通过“个人——工作——国家”的链接重新组织起工作中个体的主体性，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完成一种想象性的重构，劳动商品化带来的无意义感就在这个路径中被悄然消解。
“追溯”策略的实现在于通过前史书写的方式寻找共同体记忆的线索，从而重构在情感认同之上的“共同体想象”的目的，这就涉及情感研究与情感史的范畴?！扒楦惺肥右叭梦颐侨鲜兜饺说木?、情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认识到人既可能是合乎理性的‘经济人’，也可能是有情有义的、会基于‘感动’而行动的人?！?以往工业文学中对于“?；す凶什钡氖樾茨衙饴淙牒甏笮鹗掠敫拍罨鸟骄剩春鍪恿巳俗魑难е魈逅钟械挠奈⑶楦?。《决算》中主人公推进?；饩龅氖导⒚挥写锏健案锩钡母叨?，但作者却在其中敏感地体察到危机解决过程中角色面对同道者的“共情”与构建国家意识的“移情”，获得文本细节真实感的同时也完成对这段情感空白的补充。
在讲述?；獾慕讨?，作者为“决算”协助者精心设计的前史书写并非游离于主线的闲笔，而应当被看作力图在工业文学史脉络中以情感维度唤起新中国工业发展历程中共同体生成记忆的独特实践。主抓科工贸大厦项目的李总，其团级转业的老兵身份呼应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工业文学中“转业军人无缝转型成为优秀工人代表”的悠久传统。而最终接手收尾工程的海涛建设老板关海涛，其父“垦荒牛”的形象——一位曾“为集体创收、为村民谋利”的德高望重者——则指向改革开放时期“先富带动后富”的时代精神资源。文末提供关键票据的友生夫妇，其人物前史承载着国企改制浪潮中下岗工人共克时艰的精神传承。而全文着墨最多、用力最重的前史塑造当属商、李二人通过请客“锡盟羊肉”将银行白主任争取到自己阵营的饭局。白主任口中的“家乡滋味”可以被理解为斯宾诺莎情动理论中“被外界的身体（物体）所扰攘、所挑动、所刺激”的“身体感触”?，并先后激发了两个维度的记忆——作为地域的家乡草原和作为制度的公社大队。由此，这样一种具有私人意味的地域性乡愁以身为大队会计的父亲为中介转入一种对历史制度的追忆，从而激发出代际承袭的意味和集体主义的指向，国家意识呼之欲出。在最终转移立场并答应商南帮助推进“决算”时，“白主任已经想明白了，自己是牧民的儿子，心里装的是天高地阔，最受不了勾心斗角?！?此处的“牧民的儿子”这一身份认同已然具有私人与国家的双重向度，正是这一微妙的转述将白主任寄放于家乡的具体可感的情动转述为博大的国家情怀，完成了叙事的目的。
“科工贸大厦”：重写国企与重写东北的双重向度
“原本灰突突的东北科工贸大厦，此刻竟然有了几分精气神。也许，它从来也没有颓废，它只是一节短暂蛰伏的春笋，在等待一场春雨，正满怀着拔节的期盼?！?
《决算》末尾，?；靡越饩觯垂ひ鞘缴系目乒っ炒笙贸氏殖雠畈男缕?。这一颇具情感色彩的描写并不应当单纯被理解为文本层面“重建想象共同体”的胜利，而也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对往昔“共同体”回忆的正名，其中蕴含的对创伤记忆的治愈和对集体希望的锚定，展现出《决算》在重写国企乃至重写东北的双重向度。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名之为“二次工业化”的浪潮中，保障“共同体”内部稳定性的体制在以现代化为名的管理体制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逐渐瓦解。这一社会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也在无形中改变了大众对国有企业的认知。效率低下、扭曲市场等标签在人们对国有企业贡献的选择性忽视中被广泛传播，并内化为一种“常识”。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呈现出具有倒错意义的镜像东北，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小品文化逐渐代替工人文化，越来越多的人将其视为东北的象征。这一认知方式变化的背后所呈现出的，正是社会变革中人们逐渐形成的现代化想象。从这一层面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何黄平在《“新东北作家群”论纲》中如此强调新东北作家群在文化政治层面对技术现代性社会中“东北想象”的挪移。?而刘驰的《决算》则在“新东北作家群”集体承担起追忆历史、揭示困境的道德责任之后更进一步，毅然通过重构“想象共同体”的方式肩负起了意义生产的责任。正如学者刘大先在对东北作家群做出的期盼：“如果一种书写不仅仅停留于一己的表达与抒发，而有着要进入到普遍性公共言说的企图，那就需要重塑一种未来可期的价值观，从共通的感受通向共通的理想与实践?！?《决算》中这种重新想象共同体的理想所蕴含的正是一位国企工作者对文学和社会的思考、洞察与期盼。
注释：
?、僦芫袄祝骸短獠牡闹战嵊肷畹哪讯取劢旯ひ瞪畛て∷档男醋鳌?，《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6期，第94—105页。
?、诮恿骸缎轮У悖悍汗ひ堤獠氖贝靶轮У愠て∷荡允椤毙颉罚し部耍骸缎轮У愠て∷荡允椋涸贰?。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畚紫啵骸斗汗ひ祷醋鳌韵执ひ到逃氲毕挛难Т醋鞯拿枋觥?，《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第135—141页。
④蒋子龙、田永元：《对话工业题材文学创作》，《鸭绿江》2009年第6期，第61—64页。
?、輀德]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蕖堆悸探吩又旧纾骸缎率贝赡难А盎鸪低贰贝醋骷苹鞲迤羰隆?，《鸭绿江》2024年第7期，第49页。
⑦⑨[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3页，第12页。
?、辔鈪比耍骸度贤闹亓浚骸聪胂蟮墓餐濉档级痢?，[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6—7页。
?、饷蠖骸对谘影参囊兆富嵘系慕不啊?，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77页。
?李祖德：《劳动、性别、身体与文化政治——论“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及其情感与形式》，《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5—13页。
??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8页，第168—169页。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第5期，第3—14页。
?????????刘驰：《决算》，《鸭绿江》2024年第7期，第15—46页。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汪和建：《经济秩序和工作伦理——转型期中国人面临的工作伦理的变迁与选择》，《社会理论学报》2020年秋季号，第12页。
?李志毓：《情感史视野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史学月刊》2018年第4期，第14—17页。
?汪民安：《情动、物质与当代性》，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页。
?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174—182页。
?刘大先：《东北书写的历史化与当代化——以“铁西三?？汀蔽行摹罚堆镒咏难缆邸?，2020年第4期，第58—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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